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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我们为什么缺少“哲学”

发布日期:2017-09-14  来源:
    

    读楚梦《我们为什么缺少“哲学”》,感觉他的问题提得好。这里讲的哲学,实际上是狭义的哲学,即那种能够诞生科学的哲学。中国历来既没有科学理论的萌生发育发达,也没有能够促使科学理论生长的哲学。中国的所谓的哲学其实是一种广义的哲学,给这种哲学可以进行这样的定义:哲学是关于(基本性)思想观念的学问。而前面那种狭义的哲学如何定义呢,我想应该与科学理论联系起来思考才行。能不能这样定义:哲学是关于事物本质及其联系变化的学问。

    作者楚梦虽然提了一个好问题,但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比如他说到西方哲学的萌生由来的一个断言便见一斑:他猜想是哲学催生了宗教。这个结论有些唐突。从人类文明历史观察,最早的宗教已经4000多年了,是发源于中东地区的犹太教;而最早的哲学大概没有超过3000年,它来源于古希腊多神教的治下。有人说中国文明历史5000年,但那是口说的,却无可稽文字记载。有记载的中国历史只有3000多年,于此那种狭义的哲学生长一直维艰。

    楚梦既然搞乱了宗教与哲学的先后关系,当然也会影响到他分析判定中国缺少哲学的逻辑推理。你看他具体讲到的几个原因:实用主义文化、(政治性)欲念多、文化人学问家好动性格、习惯于阐释(无意于创新)、太平庸太庸俗(缺乏崇高性),等等,都是本末倒置式的思考——因为读者无法从中找到什么规律性或者一种“一通百通”的逻辑总纲。换句话说,读者可以从每个原因中都陷入再次寻找原因的循环,从而终究还是搞不清根本原因的。

    必须推倒楚梦的首个推论:即由哲学到宗教的逻辑,反过来按照历史事实建立起由宗教到哲学的逻辑,即是依靠一定的宗教诞生一定的哲学,这样一切才会顺理成章的推演开了。宗教既诞生哲学,宗教也催生文化;宗教既决定文化,宗教也影响性情。有了这个结论总纲,再去检视楚梦那堆凌乱的原因分析,一下子就清楚易辨了。中国为什么没有那种狭义的哲学,根源正是由于中国没有那种宗教,于是才形成了实用主义文化,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怎样才能更好廓清哲学的这种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呢,可能还是要回到哲学这个词语诞生地的解释上去。其古希腊智者说哲学是爱智慧,意即越是具有智慧的便越哲学,反之,缺少了智慧的便少了哲学的味份了。这里,要害是如何解读智慧这个关键性概念。事实上哪个族群的思想制造者们都会认为自己是有智慧的,甚至是最智慧的。比如中国人似乎历来就认为自己族群是非常聪明的,还有那个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灵活多变,计谋不穷,更是聪明的化身的,大家甚至还有些看不起别人那种认真死板。问题是中国人的这种聪明属不属那种爱智慧的范畴呢,很可惜,它并不是爱智慧的哲学。

    爱智慧哲学与中国人这种聪明观的一个典型差异在于它不是具体局限于某个人或者某个集体的利害需要,而是从尽量整体的人类利益(效率、效益)需要出发来动心费神。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爱智慧哲学总是关注着抽象的人的福祉增长,关注着各种事物抽象的规律性的发现,关注着抽象性的科学理论的诞生。于是乎,爱智慧的哲学与讲聪明的哲学渐渐地生发出了两种风格迥异观念文化类型,对于后者来讲,前者所热衷的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形而上学、形式逻辑、绝对观念、思辨哲学等等均是那样不可思议。而由此诞生的科学理论虽然也令人眼红,但却始终得不到真传。

    要害还是能不能做出定义。没有定义,意味着概念的把握并不清晰,所以很可能会随着语境的变化,会使概念的所指发生游移,这样也可能使整个思考降低效率。比如理性这个概念究竟如何定义就是一个基本性的问题。一般而言,理性常常讲的是理论性。其实从更深的层次考虑,从与理性主体的利害关系上考虑,理性的理论性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本质上理性更是一种依据长远整体利益需要进行抉择的思维能力。

    再从这样的理性界定来看“哲学:信仰是理性的仆人;宗教:理性是信仰的仆人”。似可这样诠释:从哲学(狭义的?)角度来看,信仰是为理性服务的,人类需要信仰,其实是需要非信仰不能带来的那种信仰的利益而已。在这里,哲学可以看做是广义的科学了(狭义科学是自然科学,中义科学包含了社会科学,广义科学则包含宗教)。而从宗教角度来看,理性也好,科学也好,都是为信仰的存在和延续服务的。

    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在于,假如我还不是一个教徒,假如我还只是一个企望从学理上尽量开阔整体系统本质思考人类各种问题的思索者来说,究竟如何把握这种理性、科学、哲学、宗教和信仰的关系呢?当然,如果假设自己既站在宗教角度又站在哲学角度来看事论世是好理解的。但问题是究竟如何统一认识这些问题才更理性(更对人类有益),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推脱的基本性的原则问题,不知各位先生如何回答它?

    似可这样理解,古希腊人所爱的智慧,即是真相真实真理所在,其实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孜孜不倦地追求这种规律性,就是智慧的化身。这个智慧表面上看来好像与主体的利益没什么直接关系,甚至在某些时候还损害主体的利益,但其实却是一种根本性的整体性的长远性的利益所在。而中国人所推崇的聪明,却实实在在是与主体的利益紧密联系着的。这种聪明的大小往往是被主体即期所取得的利益多少正相关的。在这点上,后者的思维模式更清晰更简单更富有原始性。严重的问题在于,两者的持续发酵演进,却会带来两种观念文化的孕育,两种文明方式的演化,两种人性修养方向的确定。这里也有极易被人忽略的规律性可求哦。

    从认识深度看,爱智慧的思考关注事物的本质,寻找其内在的规律性;讲聪明的思考停留在事物的表层现象上,寻找其外在的联系性。寻找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必然要进行抽象,上升到形而上学思考,这样便能促进抽象思维理论思维,寻找到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因果关系,从而促成更多科学知识产生。而寻找事物的外在联系性,却很少抽象思维,很难上升到形而上学思考,于是也很难产生理论思维,事物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停留在简单对应阶段,无法生成更多知识,当然也无法达到由量变而质变的诞生科学了。

    我们可以广泛寻找中外那些历史上的典型事例来演绎证明上述这种结论。比如2000多年前中国的商氏所发现的勾股定理,以及四大发明等,从思维特性上看,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单一事物的某种外在性特点的发现,总体上抽象思维并不发育,所以至终不能形成(科学)理论性成果。反而看看比此更早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所推出的三角、几何、政治学、哲学就是具有纯粹抽象思考的特点,形成了举一反三之效的普遍性科学理论成果。而延续这种思维特点的西方学界,后来那些著名的哲界大擘所提出的诸多观点,也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富有抽象性普遍性演绎性和指导性的。如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笛卡尔的思辨哲学、康德的批判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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