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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生活是我不能忘却的记忆

发布日期:2017-07-14  来源:

家里的书架上摆着一些照片,但那些早年在印尼拍摄的照片却觉得最珍贵,它时常勾起我最早的回忆,因为那里有我很多的快乐、很多的天真、很多的真情……

父亲被“卖猪仔”下南洋

我于1938年出生在印尼,祖籍是在福建省龙岩市。父亲生于龙岩的东肖镇,他从小家境十分贫寒,以打长工卖苦力艰难度日。

父亲于上个世纪20年代被迫出洋谋生,出去时,父亲身无分文,随身仅有几件破衣,便冒险乘开往印尼的船到了苏门达腊做苦工。他和同伙胼手胝足,饱尝了人间艰辛,还清“卖猪仔”债务后,来到棉兰地区。

起初,他也是以出卖苦力为生,夜间栖身于沿街商铺骑楼下。后来,他自己开了一家食杂店。由于他性格耿直,买卖公道,又谈吐风趣富有感染力,在棉兰一带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大家都非常欢迎他,喜欢到他店里买东西。

做冰棒的记忆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父亲举家搬到离棉兰80公里的丁宜市里做冰棒生意。

做冰棒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活儿,工序不仅费事还繁琐。每天早上,鸡叫二遍(大概凌晨3点)父母就起床,骑着三轮车到两三公里外的制冰厂去买回两大块四五斤重的冰块。

冰块拿回家后,父母就把我们兄妹5人从床上叫醒,起来给父母做帮手。我们把冰块打碎,装进桶里,再加入一些水和面粉、糖等原料,用竹棍搅拌均匀。

几分钟后,再把这些冰水倒进300多个四五十公分长的竹筒里,倒冰水是需要技术的,必须保持竹筒的平衡,还要对准竹筒的小开口,然后不停地上下左右摇动。因为在摇动中,冰水才会均匀注入竹筒。数分钟后,冰水凝结成了固体。

等冷却凝固完好后,再一个个解开竹筒上的绳子,把凝固成圆形的大冰棒取出,再用菜刀切成长方形或者圆形的小冰棒,在每一块小冰棒上插上一根小竹棍,还要整齐地摆放到有保温功能的木箱里,这样才完成做冰棒的所有程序。

后来,做冰棒的要求越来越高、花样也越来越多。我们也起得越来越早了,因为此时冰棒要做成球状、动物状等形状,还要加入各种色调,这就增加我们做冰棒的难度。这时我们就不是简单地把冰水倒进竹筒里了。父亲从市场上买回各种橡胶模具,这些模具开口比竹筒更小,质地更柔软,这就增加我们倒冰水的难度,我们就不能用水桶直接倒了,要用小勺子慢慢舀才行,我们小孩子甚至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我们要不停地往模具眼中加冰水和色调原料,冰水凝结好了,解开绳子和橡胶模具后,还要用小刀刮去表层的粗糙颗粒,待天明时分,方可上市。

我在家里比较少参与做冰棒,因为父母要我努力学习,怕我去做冰棒会分心,影响学习。而几个弟弟妹妹都是一边上学,一边帮父母做冰棒。由于在家里享受这样的“优待”,我心里挺难受的,所以周末时,我经常将冰棒装在三轮车上,走街串巷大声吆喝去卖冰棒。每次我一喊“卖冰棒了、卖冰棒了”,小孩子、大姑娘、老太太就会集聚到我三轮车旁来买冰棒。

因父亲生病而辍学

1951年,我小学毕业后,我与两三个同学一起到棉兰市华侨中学(后来叫华棉中学)去读书。家离学校有80多公里,我们每个周末都坐火车或汽车回家,每趟回家看到父母和妹妹都在忙碌着做冰棒的活计,而身为兄长的我却“闲着”,还花着他们辛苦赚来的钱,心里极不是滋味。

每次回家,母亲或者妹妹都会搬出一盆冰棒叫我吃,但我清楚,这每一块冰棒都是他们的心血的结晶,所以我从来舍不得吃家人做的冰棒,即使和同学在外面逛街时,偶尔买一两次冰棒我也会想到家人的辛苦。

1954年,常年劳累的父亲突然得了肺结核,再也无法做生意了。身为“老大”的我清楚地知道,家里的“顶梁柱”倒了,要维持一家人的吃饭问题都极其困难了,哪有条件让我再继续上学呢。于是,父亲发病那一天起,我就自己拿主意辍了学。父亲虽然反对我放弃学业,可身染重病的他看着一群比我小的弟弟妹妹,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来。但是我知道,父母为我失学的事愧疚了许久。

第一次体验当老师

辍学后,我回到丁宜市,先在我家附近一所小学里打杂,后来成了那所小学的代课教师。

我任教的那所小学,是于1949年由爱国华侨所创办的,校长是进步人士,我受他的影响很深。在小学干了几个月的杂活后,校长看我挺有上进心,又上过中学,加上那时刚刚缺一名老师,于是校长就叫我试试。

校长带着一大摞书本把我带到了另一间宿舍,这是教学楼靠东面的一间一直空闲的活动室,原来都是体育器材,现在刚刚腾出来给我当办公室兼宿舍。只见房间早早的打扫干净了,放置一张单人木床、一套座椅,墙上贴了一张年画,看起来很温馨。

虽然说小学教材内容简单,但是自己毕竟不是正规老师,一天书也没教过,我真怕误人子弟啊!一想到肩上的使命,我不由得坐直了腰,认真备课了起来。第二天,我先给一年级上语文课。这是一个有20多人的班级,所有学生坐成三排。那节课我讲得很细很慢,生怕会出什么差错,一直到下课铃响起,我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节课是四年级的数学,我一走进教室,十几个同学站立起来,大声说道:“老师好!”这真吓了我一跳,因为在以前这句话是我说的,没有想到今天却有学生这样称呼我。

几天后,校长找我,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我,希望我能长期留下来。就这样,我在在那所小学我一干就是6年。

参加“乡村乐队”

那时,我白天在小学里上课,晚上还兼职在夜校里当义务老师。期间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福建龙岩同乡会的活动。

丁宜市有个“乡村乐队”,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它凝聚了很多的华人。“乡村乐队”中有在职教师、工人和农民、企业主等,我也是乐队的成员之一。

乐队经常在华人居住区演出,演出时还可以为华人社会募集善款,当然所募捐的款项全部用于当地华人教育和慈善事业。

随着乐队人员逐渐增多,乐队的乐器也逐渐增多,不仅有手风琴、吉他、二胡、笛子,还有了扬琴、三弦、唢呐、锣鼓等乐器。那时,这些乐器都是我们队员们各自买的。随着乐队规模扩大,乐器逐渐齐全,我们乐队的名气在丁宜市城乡越来越大,当地华人婚丧喜庆活动和企业主的开业庆典等活动都来请我们演出,尽管每场演出所得报酬都不高,但大家觉得很高兴。

1960年,印尼出现了严重的排华事件,我家人的正常生活顿时变得很糟糕,心情也非常压抑。于是,家里人产生了离开印尼的想法,我也想回到中国,在那儿重新读书,然后再参加工作,之后,再把父母及兄妹一起接到中国。

于是在当年的6月,我只身踏上回国的邮轮。在海上颠簸了几天后,来到了广州,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呆了一段时间后,1962年考上华侨大学化学系,196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三明化工厂,在那一直工作到退休。

现在我觉得我一生中有很多珍贵的东西,而在印尼的生活是我不能忘却的记忆,如今我隔三岔五总会把相册翻出来看一看,品味着那时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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