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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女子在美国的非常经历

发布日期:2017-06-17  来源:

来芝加哥多年了,身边也不乏追求者,却一直不愿意找一个美国人做丈夫。有一次,表姐心血来潮要给我介绍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我并不热心。可表姐说他 能操一口标准京腔,还在美国驻渖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领事。我的心动了。1993年的圣诞节,我与沃克初次见面。「你好,幸会,幸会。」英俊的沃克操着极其 地道的北京腔伸出了手。在握手的一瞬,我看到他胸前挂着一块小牌子「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可是,我根本没料想到,这块小小牌子把我们以后的生活搅得天昏地暗。

沃克的幽默、热情、博学吸引了我。在一起时,他说三句话必有两句话会逗得我开怀大笑;我的娴静、温柔也深深地俘获了沃克的心。

有一天,我们走在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上,嬉闹的他突然变得满脸警惕,小声说:「我们分开走,到前面那条街的酒吧碰面。」说完,他像完全不认识 我一样,大步消失在人流中。到了约定的酒吧后,我耿耿于怀地自嘲:「怎么啦,跟一个中国姑娘一道有伤体面?」沃克微拧着眉头,严肃地低声说:「你知道 吗?美国的外交官跟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汇报。」「有那么严重?」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在美国会有这样的制度,岂不是天方夜谭?「美国五十年代制定的外交纪律里规定,外交官不准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我瞅了他好一会儿,才确定这不是玩笑。「没有通融的办法吗?」我焦虑起来。「爱上你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考虑辞职。我辞职,总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沃克坚定地说。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对于精通八国语言、着迷于世界各种人文地理的沃克来说,牺牲他锺爱的工作,会是怎么样痛苦的割舍埃为了沃克的前程,我强忍着痛苦说:「说不定我们并不适合结为伴侣, 你先不要辞职,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再说吧。」

一年后的一个夜间,我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别紧张,我是安全部调查员,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我的心怦怦直跳,惶恐地答应了。

第二天,我准时来到安全部的办公室。一个年轻的美国男子把我带到一间类 似审讯室的小屋子,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令人发怵。他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病了,由他替代与我谈话。他不断地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原来,他在摧毁我的逻辑。我看着他那张白种人特有的挂着冷漠礼貌的脸,渐渐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我的两个好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们都受到安全部的盘查,以核实我的证词。我愤怒了,拒绝跟调查员再谈一个字。沃克那边很快就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恳求地说:「为了我,求你,好吗?」转而,他又兴奋地告诉我, 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以及他的职务安排、津贴计划等等。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的结局,那么就忍吧。

半个月后,那个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调查员再次露面了,请我去他办公室会谈。他大概四十岁左右,矮个子,有无必要都开怀地哈哈大笑,有种山东人式的豪爽,可是看他那双闪着寒光的灰眼睛,就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他用中文不厌其烦地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哪年哪月哪日做哪件事。我全副精力地一一答 对。「这些问题,上次的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抗议了。「是吗?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你呀。不是吗?」他摇头晃脑地说。我突然明白过来,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存心让人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回答中有没有不相符的地方,再揭开我的「真相」。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的回答还算顺利。突然, 他改成英语提问。我知道他想用无数个「冷不妨」来弄得我措手不及。我在母语中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的英语对答后,他无缘无故地再次山东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说合作十分理想。我的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说:「有件小事还得劳你协作。我们想请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不知怎样?」这太意外了,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瞬间我想到了沃克,我沉重地点了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里冷静地告诉沃克,我答应接受测谎试验。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才能提这样的要求。」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你以为我愿意?!我不该答应接受测试,也不该接受你的求婚,更不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

沃克周一从华盛顿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我赴意大利的行期已经定了,他已向上级递了报告,申请在赴任前和我结婚。「也许调查的结果令他们满意,否则早就取消我的罗马调令了。」他喜气洋洋地跟我商量起罗马的蜜月之行来。我这段时间的痛苦和压抑一扫而空,沉浸在幸福之中。电话刚撂下,门铃响了。我高兴地打开门,一下傻眼了:竟是那个矮个子调查员。我心里一沉,原来真的一直有人在监视我和沃克。他对我说:「你不是答应做测谎试验吗?星期四到我办公室来签字吧。」我看也不看他,就答应了。反正坏就坏到头,坏到了头,就该好了吧?

星期四我如约到了办公室,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地拿着表格走过来。我刚要接过来,他却突然一缩,郑重地说:「我希望不带任何强迫性。」

到了这种份上,还说这样的话,未免太虚伪了吧。我无表情地咧了咧嘴,接过了表格,拿出笔,用力瞅了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都是什么人?骗子?抢劫犯?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但我还是像一切罪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沃克气急败坏地打电话来说,今天下午一点半,他被通知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去罗马的委任令自然也撤销了。而且,刚才安全部来人收回了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胸前挂的那块小牌子。我突然意识到,下午在我接受测谎试验时,沃克的命运其实早就被决定了。就是说,安全部向我强调接受测试是我自愿的时候,早就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置。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很久很久。

1997年的秋天,我和沃克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在一家有名的电脑公司工作, 我们有了一个儿子,日子是宁静而明朗的。但不时,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吗?我真的身后不再有眼睛、电话上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哪一天突然跑来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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