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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年或万历十五年 ——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发布日期:2017-05-18  来源:
    1587年或万历十五年

    ——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莫天

    近来日本一批顶级历史学家写了一套中国历史,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人们拭目以待,甚至有点翘首以盼。为什么外国学者写的中国历史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审视历史的角度的不同,还有价值观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些年官修历史的不可靠,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真实的可信度。人们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没有意识形态操控的历史叙述是怎么回事。或者说,人们迫不及待的相看看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是什么样。扩大了说,看看不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怎样叙述中国历史。

    中国历来重视修史,但是中国的历史怎么写往往不是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知识体系,以及对历史真实的把握,而是取决于权力的需要。用当年的文学理论的话说就是主题先行;权力出主题,作家只是出技巧。历史的修订似乎也是如此;权力定调子,历史学家只是解决技术问题,按照这个调子叙述。这种历史观的意义在于给帝王提供统治天下的借鉴。或者说,给人们提供权力意志希望的那个历史“真实”。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果真打扮成小姑娘还有几分可爱。问题是往往将历史打扮成妖怪,就着实吓人了。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是中国人,但他又不是中国人。这个不在于他是哪国的国籍,而在于至少黄仁宇不受权力意志的干扰书写历史。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黄仁宇叙述历史的角度。他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比中国历史。他是拥有世界目光的中国历史学家,是用人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学者。这正是中国历史学家所缺乏的历史观。

    比如,1587年,是万历十五年。每读历史,总是被中国纪年方式搞得晕头转向,与公历年份的对比颇费功夫。或者中国历史学家很少有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框架中描述的理念。

    紧接着,作者写到,这是西班牙出征英国的前一年。开篇就以这种对比的视角叙述,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将中国历史的研究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下研究的视角,就会发现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

    比如作者并不认同明代的落后是因为税负太重的观点。他认为明代的落后,是社会机制的衰败的表现。这与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是相符的。也就是中国社会发展不是越来越进步,而是越来越衰败,越来越腐朽。从先秦到秦汉,到唐宋,到明清,几乎是一路下坡走过来的。

    作者举例说明,当时全国的税赋最重的为苏州府,达到20%左右。其他各府县一般在10%以下。山东曹县为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只有1-5%之间。这是很低的税赋了。与明朝同时期日本大名政权,其税赋达到50%。远比中国高得多。

    作者还比较了英国的情况。十七世纪的英国,人口五百万左右。每年的税收达到七百万英镑。折合白银为二千万两。平均每人一英镑多,折合白银四两左右。这个数目与三十倍人口的中国相比大体相当。由此作者认为,中国的落后,不是税赋的原因。而是是法律的腐败与政府的无能。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机制的腐败与腐朽。

    保护落后的经济,保护落后的制度,以均衡的姿态维护王朝的安全,或者称为维稳,不是着眼于扶持先进的经济和社会机制,这是世界上都罕见的一种文化。

    作者在自序中总结到,《万历十五年》中的人物,无疑都是失败者;万历皇帝朱羽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社会名士李贽,以及小人物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珽等等,几乎都是身败名裂。作者认为,这种原因绝非个人原因能解释清楚的。而是社会制度以至山穷水尽,不论什么人物都成其为牺牲品。这一点与社会经济的衰败同出一辙。

    作者还问到;中国与日本为什么不同?日本为什么自古就开始不断入侵中国?中国却从来没有入侵过日本?明朝时火器已经运用于军事,中国为什么还在修长城?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为什么惨遭失败?

    黄仁宇的发问,也正是我多年的困惑。回到基本常识;清末的沿片战争时期,英国几十艘船,几千人的军队,远跨几大洋,万里迢迢孤军深入,来与中国作战。既没有后援,也缺少基本的后勤补给,这是严重的违反兵法的行为。但是就这样一支远离故土的军队,就可以把拥有上百万军队的中国打败。这是为什么?如果按照当时中国四亿人口来看,每人一口唾沫都可以把英国军队淹死。可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就被这几十条船,几千人的军队打得稀里哗啦。历史学家们是不屑于这样的基本常识呢?还是有意回避这样的发问?

    热衷于武器的对比,可能是不错的遮羞布。即便如此,很多资料也那表明,当时中国的武器也并不是落后到原始的地步。其实原因怕是不仅仅是军事对比,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就像李鸿章说的,他是大清的裱糊匠,表面看来裱糊的光鲜无比,实际上经不起风雨。

    黄仁宇发现的也正是如此,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等等,他们的失败不是哪个人的失败,而是中国社会的机体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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