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志勝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我們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舉行紀念座談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鄭建邦專程來港出席並發表講話，行政長官李家超也親臨主禮並致辭。這是內地以外的一次重要座談會，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有朋友建議筆者結合今年兩會本人有關《籌備制定台灣基本法 加快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提案及當前有關「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談談紀念孫中山誕辰的時代意義。本人的主要看法有三點：
其一，紀念中山誕辰最重要的時代意義，就是推動「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加快祖國統一進程；其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和「愛國者治港」的寶貴經驗，對於「一勞永逸」解決台灣問題，具有關鍵性的參考價值；其三，參考香港經驗，應盡早成立制定台灣基本法的預備委員會，為起草諮詢展開前期準備工作。
解決台灣問題正處關鍵節點
習近平主席今年4月談到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時指出，「振興中華、國家統一是他的畢生追求」。粤港澳地區是中山先生的誕生地和成長地，也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策源地、革命事業的重要承載地；香港又是一國兩制的率先垂範之地，在香港舉辦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的座談會，具有特別的意義。這次座談會的出席人士包括兩岸及港澳地區的社會賢達、學者專家、工商翹楚、青年學生等各界代表，以及來自海外的僑胞和孫中山先生親屬後代等約300人。座談會以習近平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為指導，緊緊圍繞中山先生兩大畢生追求「振興中華、國家統一」進行討論交流。
今天的中國，紀念中山先生最重要的時代意義，就是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當前，解決台灣問題正處在關鍵節點：先看祖國大陸方面，強國建設成就舉世矚目，綜合國力躍升，大陸經濟總量已是台灣的23倍以上；軍事上，大陸已經掌握了區域拒止的壓倒性優勢，有能力打敗任何企圖干預兩岸統一的外來之敵，為「和統」或「武統」提供了決勝的保證。
再看台灣島內情況，「台獨」勢力的挑釁與破壞加劇，以賴清德為代表的民進黨當局，不僅政治上否定一個中國原則，經濟與文化上「脫鈎斷鏈」，而且「倚外謀獨」，美國及其附庸國日本和一些西方國家企圖利用台灣問題阻礙中國民族復興大業；與此同時，台灣島內已經打破政治禁忌，開始出現「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標誌着兩岸關係的討論從「是否統一」向「如何統一」的實質性轉移。
顯然，解決台灣問題的條件日益成熟，統一進程已進入「加速期」。對中山先生最好的紀念，當然是為推進祖國統一獻計獻策、凝聚合力，尤其是要推動「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實質性推進祖國統一進程。正如全國政協十四屆常委會通過《關於舉辦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 周年活動的決定》所要求的那樣：「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大業，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來」。
從香港「黑暴」看台灣「一勞永逸」
一國兩制原本是因台灣問題而提出，由於香港（澳門）回歸在前而率先落地。討論「兩制台灣方案」，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應該有參考作用。然而，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不少人曾經對此持否定態度。筆者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為「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提供了重要借鑒，特別是維護國家安全和「愛國者治港」，是用極大的代價甚至是鮮血換來的經驗，對於「一勞永逸」解決台灣問題，具有關鍵性的參考價值。
在今年9月15日的北京香山論壇上，中國駐美原特命全權大使崔天凱的一句話「祖國統一，我們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對於這個「一勞永逸」，外界有不少解讀。在筆者看來，討論「一勞永逸」不能離開香港回歸以來所經歷的動蕩波折，尤其是2019年的黑色暴亂。
2019年香港的黑色暴亂，本質上是西方敵對勢力幕後操縱策動的一場企圖顛覆香港秩序、奪取管治權的「顏色革命」。 正是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香港才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香港回歸後出現動蕩以至黑色暴亂，也與當時的選舉制度存在明顯漏洞直接有關，未能確保管治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反中亂港分子及激進勢力通過選舉進入香港治理架構，在議會內外形成「議會抗爭+街頭暴力」的破壞鏈條，挑戰法治與憲制秩序。隨着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以及2021年選舉制度的完善，「愛國者治港」原則在法律與選舉制度層面得到全面落實，香港的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得到了根本保證。
基於香港的經驗教訓，對「一勞永逸解決這個問題」，應該作出這樣的理解：不只是在領土上統一台灣，還須從法律制度上剷除統一後在台灣製造動亂的內部和外部根源。因此，兩岸統一後，必須頒布實施台灣國安法，斬斷外部勢力干預台灣事務的魔爪，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也必須確立全面落實「愛國者治台」的法律與選舉制度，堵死反中亂台勢力進入台灣管治架構漏洞，確保台灣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唯有如此，才能「一勞永逸」確保台灣的長治久安。這些安排理應是 「兩制台灣方案」中重要內容，需要充分討論，早做安排。
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的啟示
本人今年兩會提案，建議及早啟動籌備制定台灣基本法的工作，受到有關方面和輿論的重視。今年9月，探討「兩制台灣方案」的座談會在香港大學北京中心舉行，20多名與會學者達成12點共識，其中包括：應盡快制定《台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建立統一後的治理制度及法律框架。這與本人的兩會提案相呼應。
經歷過香港回歸歷程的人應該都記得以下兩件事：
一是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歷時四年零八個月，時間相當長。
二是199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決定，設立「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當時的歷史背景是，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單方面拋出「三違反」 （即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以及違反中英已達成的諒解和協議）的「政改方案」，破壞了「直通車」安排。根據1990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的決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要到1996年內才設立。但到了1993年，距離1997年回歸只剩四年，本來時間就非常緊迫，有大量前期準備工作急需提前着手，加上英方破壞「直通車」安排，中方需要「另起爐灶」，香港特區的籌備工作更是刻不容緩，於是，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應運而生。
借鑒香港的經驗，特建議及早研究成立制定台灣基本法的預備委員會。其好處不僅在於有效引導推動 「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討論，更重要的是，為台灣基本法的正式起草和諮詢進行必要的前期準備工作，包括進行前期法制和民情研究、重點領域探析，建立中央平台廣泛收集兩岸尤其是台灣各界對「兩制台灣方案」的意見建議，參考港澳基本法草擬台灣基本法的初步討論框架，以至初擬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等等。
本文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刊登
作者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