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美国掀起关税战，中国率先采取反制措施。专家建议，中国构建多元化贸易投资格局，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图为南京龙潭港进出口集装箱码头。/资料图片
特朗普2.0关税战正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国际舆论的普遍担忧和斥责。著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接受大公报专访，剖析中美关税战时直指核心：“美国的目的实现不了”。他指出，美国关税战正遭遇多重反噬─金融震荡、供应链断裂与通胀失控风险加速显现，其孤立主义更引发国内分裂与盟友冲突，“这种自损式策略进一步削弱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刘元春认为，尽管未来可能会走向谈判桌，但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与美国经济基本面演变增添变数。中国需以稳固基本盘、精准打击软肋为策略，在动态博弈中瓦解美国技术霸权根基，重塑全球治理新格局。
底气充足
“对美出口仅占我国GDP的3%-4%，贸易依存度较低，难以动摇中国经济根基。”
问：美国“对等关税”袭击全球，为什么中国敢第一个站出来反制，底气何在？
刘元春：
任何一个大国在这样一种霸凌方式下都会进行反制，中国反制具有政治、经济与博弈的必然性。从经济基本面看，虽然美国目前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国，但对美出口仅占我国GDP的3%-4%，贸易依存度较低，难以动摇中国经济根基。另外，中美产业链经过数十年全球化磨合已形成深度刚性依赖，美国对中国稀土、药品原材料、高端芯片等关键产品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刚性，这种结构性依存构成中国反制的经济抓手。
大家注意到，首轮中美贸易战虽对中国经济造成阶段性压力，但凭借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用2-3年时间便有效缓冲了外部冲击。外部压力倒逼中国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过去几年的实践表明，冲突非但未削弱中国经济，反而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链现代化，形成了穿越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力。当前新发展格局与创新战略的推进，中国更需借助外部压力凝聚改革共识，推动关键技术攻关，这种危机转化能力增强了反制的战略主动性。
从博弈角度来讲，中国应对美国关税战不能止步于短期对抗，更需建立系统性策略体系。当前美国扬言将关税推高至245%，已超越单纯经济手段范畴，兼具经济制衡与政治博弈的特性，这要求中国必须从关税战演进、金融博弈、全球治理等维度进行中期战略布局，既要预判美国可能采取的叠加性贸易措施，更要防范冲突向汇率、资本流动等领域外溢，这些要素决定了中国在关税战上面必须采取反制措施。
协同发力
“构建多元化贸易投资格局，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
问：您对宏观政策后续加力推出有哪些建议？
刘元春：
上一轮关税战期间中国通过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和短期政策对冲，成功将外部冲击转化为产业升级动能。当下面对当前更严峻的挑战，宏观政策需从三个维度协同发力：财政政策需定向发力，既对受冲击外贸企业提供专项救助，又通过政府采购订单引导企业转型内销，稳定产业链运行。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在现有储备空间内灵活调整实施节奏，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强化金融市场韧性，确保股市、楼市等关键领域稳定，夯实宏观经济承压能力。此外，着力深化国际合作网络，重点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落地，同步加强与南美、非洲全球南方之间的深度合作，构建多元化贸易投资格局，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
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有空间，有足够应对美国关税的对冲能力，要依托政策储备形成对冲合力，将外部压力转化为转型升级动能。
知己知彼
“美国经济根基正承受不可持续的损耗，从而迫使特朗普政府采取一些被迫退缩的政策。”
问：特朗普对全球进行关税战对美国的伤害有哪些？它本身还能撑多久？
刘元春：
从目前来看，关税战已对美国产生多重反噬效应。最直接冲击体现在金融领域，不仅导致股市剧烈波动，更通过推高国债收益率冲击国债市场。当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接近4.5%，超过美国名义GDP增速，直接威胁国债发行定价机制，有可能引发美国国债价格进一步的下降，收益率进一步攀升，进一步诱发美国金融的大震荡，因此迫使特朗普对超过75个国家实施为期90天的关税暂缓措施。另一方面，美国将芯片等关键商品纳入豁免清单，表明关税战已经触及到美国高科技产业核心利益，其经济根基正承受不可持续的损耗，从而迫使特朗普政府采取一些被迫退缩的政策。
随着关税战持续，美国的供应链实际上已经出现较大震荡，导致美国进口商品供应链出现断裂，推升国内通胀水平。近期美国通胀预期从4%飙升至6%以上，对下一步美国经济加速衰退和通胀上扬提出了强烈警示。
两手准备
“关税战对美国经济的反噬效应，将直接转化为和谈策略的调整压力。”
问：您认为美国何时会跟中国走到谈判桌上来？
刘元春：
美国正从多途径调整关税战策略，一方面对75个国家暂缓对等关税措施，试图重新校准关税基准水平，另一方面未来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与中国重启谈判，探索可能达成和解的方案，从正常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个过程不会太久。但谈判也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源于特朗普个人化、情绪化的执政特点可能随时改变谈判节奏，也取决于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演变，尤其是金融市场动荡程度、通胀走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关税战对美国经济的反噬效应，将直接转化为和谈策略的调整压力。
加强防范
“更深层的策略在于利用全球公共品优势进行胁迫。”
问：特朗普接下来还有哪些招数？
刘元春：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美国实际上最初做过关税战应对预案，在预判到全面加征关税将遭遇反制后，还会通过汇率政策调整形成政策组合拳，同步配套财政支出扩张、管制放松及税收减免等国内政策，形成内外协同的施压体系。更深层的策略在于利用全球公共品优势进行胁迫，通过掌控防务、金融等关键领域的国际公共品供给，美国试图迫使盟友及他国在战略博弈中让步，这种“武器化”公共品的使用已显现其重构国际规则的战略意图。当前举措仅是体系性调整的序章，从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及副总统的政策阐述可见，特朗普政府正在开启全球体系重构的第一步，其工具箱中储备的政策工具和实施步骤尚需持续观察，未来可能通过更复合的手段推进战略目标的实现。
斗争策略
“我们要坚持开放合作，联合其他受影响国家构建新谈判联盟。”
问：中国该如何应对？应该秉持怎样的斗争策略？
刘元春：
中国需构建多维应对策略体系，首要任务是深化对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深入研判，既要从道义层面批判特朗普经济政策逻辑，更要系统剖析其政策后遗症，精准把握美国战略调整的底线与牌路。首先核心立足点是稳固国内经济基本盘，这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支撑。同时要精准打击美国经济软肋，在稀土管控、芯片采购等关键领域形成反制能力，但需审时度势选择出牌时机。
同时，针对美国孤立主义引发的全球贸易秩序变化，我们要坚持开放合作，联合其他受影响国家构建新谈判联盟，将美国对华关税战转化为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的契机。此外，技术创新是决胜关键，聚焦高新技术领域持续突破，逐步瓦解美国技术霸权根基。另外，注意谈判技巧和外交技巧，要充分利用中美产业链深度依存特征，通过跨国公司渠道传递合作意愿，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战略利益最大化。
抗击霸权
“其目的是为了维持美国霸权体系，防止中国赶超。”
问：您认为特朗普打关税战真实意图是什么？
刘元春：
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此次执政当然有他一整套的打法，虽然这些打法所蕴含的一些逻辑具有很多冲突和矛盾，但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次美国关税战绝不是就关税谈关税，不仅仅是要解决贸易赤字的问题，而是通过“中高端制造业回流”重塑美国对全球产业链的控制力，强化金融霸权与产业实力的政策协同，维系整体霸权体系。
美国试图通过产业回归重塑储备货币发行与实体经济基础的平衡，进一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制约，使美元的超级霸权地位与美国制造业衰退之间寻找到一个新的契合点，希望通过全球重新对美国提供的公共品来进行定价，支付美国国防的成本，以及支付持有美元和美债的成本来解决美国的美元持续走强导致产业空心化的一些问题，是“逆尼克松冲击”的一个大举措，也是希望用一种新思路新体系，重振美国的一种妄想。
共和党的政策体系虽矛盾重重，但背后也有逻辑，特朗普执政绝对不是简单的关税战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自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后，全球金融化全球自由化所带来的格局再调整，其目的是为了维持美国霸权体系，防止中国赶超。特朗普不仅仅是通过压制中国来实行霸权体系，同时还希望使它内生产业和增长能够提供更为坚实的竞争力，进一步维系美国体系。我们要在更多层面上准备中美下一步博弈。
道路自信
“中国崛起是最基本的一个趋势，最根本的还是美国自己的逻辑是冲突的。”
问：美国的目的会实现吗？“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会确定吗？
刘元春：
实现不了，美国的很多政策和想法很矛盾，也不具备完成的基本条件，不仅理论上矛盾重重，在实施路径上也没有充分的准备。特别是美国目前的孤立主义带来国内分裂，也带来了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冲突，这种双重缺陷使得关税战等举措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历史经验显示，类似战略收缩往往引发反作用。当前美国的保护主义转向，正在其传统优势领域制造新的脆弱性，这种自损式的博弈策略进一步削弱了目标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中国崛起是最基本的一个趋势，最根本的还是美国自己的逻辑是冲突的，另外就是美国实施的路径不具备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