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环北边的一个普通老居民区，叩开三楼那间一居室的房门，在狭窄的空间里小心挪步，一间书桌，水泥地面，墙面斑驳，书桌、沙发、单人床，甚至窗口绘着竹叶的灰蓝色窗帘、床上已然褪色的蓝白格床单，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老旧模样，熟悉而又遥远。房间里并不明亮，阳光透过仅有的一扇窗，洒在临窗而坐的老人清癯的脸上，勾勒出深深的岁月痕迹。
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坐在凌乱家具与书籍间的九旬老者，曾经执笔起草了截至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大部分的重要文物法令法规。
很难想象，他面前书桌上的毛笔，哪一支曾经写信给国家领导人……又有哪些文物、古迹因为这支笔而命运得以改变？
虽然一世无权、无财，但谢辰生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若将他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文物保护史。
郑振铎领进门的开局元老
谢辰生与文物结缘，是因为他有一个著名明清史专家的堂兄谢国桢，更因为他还是在学生时就成了郑振铎的助手。
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嗜书成癖，《说文解字》《文心雕龙》《唐文粹》等悉数收藏。祖母善书能文，经常教孙儿念《唐诗三百首》《诗经》等。这样的家学渊源，能培养出谢国桢那样的著名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专家，也就不稀奇了。而谢辰生幼年一直生活在堂兄谢国桢家，耳濡目染，自幼就爱好文史。
1946年春，谢国桢带谢辰生赴上海购书。著名文物鉴定、金石、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先生请谢氏兄弟吃饭，郑振铎先生也在。席间，得知郑振铎既要从事民主运动，还要接收敌伪文物，事务繁忙，急需帮手，谢国桢马上向他推荐了谢辰生。而徐森玉先生当时任职于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急需人手，于是谢辰生分身两处，编目、整理资料、校对……他协助郑振铎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蕴辉斋名画集》《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等典籍，还协助徐森玉编纂了《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
这段机缘，让年轻的谢辰生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者——1947年，他受郑振铎委派，和朱家溍前往码头，接收王世襄从日本横滨押运回国的107箱善本书，这些善本书是1941年郑振铎等人在上海为中央图书馆抢救，但在运往重庆途经香港时被掠至日本。他参与编纂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直至1951年才出齐全部24辑，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历史参考图谱。而2012年，《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在编纂完成66年后首次公开出版，9卷3大册收录了15245件中国流失至日本的文物。当年负责此书工作的5人中，仅谢辰生一人健在。就这样，谢辰生走进了文物天地的殿堂，从此再未离开。
1949年11月，郑振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他把做秘书工作的谢辰生叫来北京，说：你搞文保工作吧，这事比研究更重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文物保护最急迫的任务就是抢救饱经战争摧残的文化遗产，进而迅速制定法规制度，阻止文物被盗、流失境外。作为国家文物局最早的工作人员之一，年轻的谢辰生被委以重任，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起草文物保护法规。郑振铎先生交代他，先搞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调查和发掘等几个单项的法规，并对法规的内容和重点逐一指示，还把收集到国内的和国外的文物法规资料提供给谢辰生。在王冶秋、裴文中等领导、前辈的具体指导下，谢辰生开始了文物保护法规建设的开创性工作。
1950年，由他执笔起草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遗址的指示》等新中国首批文物法令正式颁发。
从此，谢辰生成为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
1956年，为配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1960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1982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皆出自他手。
用笔“救火”的见证者
清人黄仲则诗：“百无一用是书生”。被誉为“文物局一支笔”的谢辰生， 恰恰凭着手中的笔在文保事业的进程中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也见证了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悲欢与起伏。
老北京城的风貌发生变化是从上世纪50年代始，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北京的城墙。1959年的一天深夜，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突然打电话给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告诉他：北京城墙恐怕是保不住了，一旦北京城墙拆了，怕全国其他城市群起效尤，那会是个灾难性的，一定要把西安城墙保下来！ 你们赶紧写个报告……
钱俊瑞当夜即找到当时的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王书庄又立即找到谢辰生。谢辰生第二天早上赶紧找来罗哲文和陈明达，紧急整理出了一个材料，上报习仲勋，建议西安城墙不能拆。后来，西安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将城墙保护下来。 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600多年历史的西安城墙赫然在列，成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文革”中，文物成为横扫对象，故宫关门保安全，鲁迅手稿面临丢失与毁灭的险境，各地文保单位频频告急。谢辰生和同事们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要划清文物与“四旧”的界限。他们给“红卫兵”做工作：“不砸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历史见证”；起草《文物保护倡议书》，还给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呼吁中央制止各地对文物的破坏……经过迂回曲折的多方努力，终于在1967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了由谢辰生执笔草拟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令无数文物古迹免于灭顶之灾。在那疯狂的年代里，挽狂澜于既倒，需要怎样的勇气与努力！
“发个《意见》‘红卫兵’就真不砸了？这么听话？”我问。
“那时人心齐，‘红卫兵’听话。” “中国对文物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不是文革，而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谢老大声地补充，“我说话难听。”
“观象台也是我们保下来的。”老人的语气中洋溢着自豪，“当时领导都被打倒了，文化部已经不能正常开展工作，我和罗哲文等5个人组成立了志愿行动小组，自己出钱去古观象台拍照、测量。当然，罗哲文负责照片，他出的钱最多。”提到老友，谢辰生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我们以文物清理小组的名义写了报告上交，后来报告得到了周总理了批示。最终在地铁施工中实施了保护北京古观象台的最佳方案——基础工程不仅绕开古观象台遗址，而且还由有关部门特别追加经费，用以加固古观象台遗址的基础。”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来华访问。1月，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召开会议，通知与会人员，决定将故宫午门作为迎宾场地。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元、历史博物馆的张梦雷、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金枫等几位专家，当即提出异议，韩叙表示将如实向中央反映。十几天后，再次召开会议时，得到的通报却是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去午门看过，拍了板。会上还布置了几项工作：1、将午门城楼上的“午门”匾额换成国徽，在城楼上安装照明设施；2、因午门前广场不平，不能铺红地毯，要求在4月平整好；3、将午门前的东西朝房和东西阙门旁的部分房间交给外交部改作休息室；4、在午门前广场要树立两个永久性的旗杆。（上）（ 文、图 / 赵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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