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利桑那华人历史协会 张肇鸿
当邓悦宁进入法学院时，凤凰城的少数华人几乎全部从事杂货、洗衣和餐馆生意，或者种植供应杂货和餐馆的农产品。寻求高级学位的想法，更不用说竞选政治职位，这对于那一代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
1943 年，邓悦宁在法律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美国仅有的八名华裔美国律师之一。他在杰斐逊街 13 号的 Wing F. Ong 杂货店旁设立了一个店面作办公室。 1946 年，邓悦宁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州众议院议员并当选，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此地位的华裔美国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两次当选为州众议院议员，一次当选为州参议院议员。
作为一名律师，邓悦宁代表凤凰城的穷人和代表新抵达旧金山的华人与移民法作斗争。在政治生活中，他支持福利、教育和就业保障措施。
与此同时，邓楷隆帮助在凤凰城建立了第一座华人浸信会教堂。 邓粤钿仍然活跃在教会中，曾担任大峡谷学院（现为大学）的受托人，并担任吉迪恩斯和浸信会儿童之家的州主席。邓粤寅在凤凰城中国商会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赞助的一个项目下，为新移民教授公民夜间课程。
该市的非官方唐人街称为“中国巷”，位于菲尼克斯太阳队新篮球场的遗址下方（目前正在挖掘）。但反华团体通过法律迫使华人留在中国巷，在其他地方形成了今天的唐人街，却违反了州宪法。
在凤凰城，针对华人的住房歧视形式不那么明显。 直到 1930 年代，中国巷一直吸引着新移民。但随着邓氏家族的生意兴隆，他们试图搬离中国巷。
“我的父亲在旧金山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法律，当我们 1956 年回到凤凰城时，爸爸妈妈四处为我们寻找房子，”邓悦宁的女儿玛德琳说。 “我一直说，‘哦，我们住在凤凰城乡村俱乐部，我们在东驼背街买房子吧。’” 我妈妈就会岔开这个话题。几年后我发现这是因为那些社区都有禁止华人的契约限制。现在这些限制没有执行，但很多都还在账上。”
玛德琳在谈到她参与该市环太平洋咨询委员会和其他公共活动时说，“现在我明白[偏见]是存在的，这是我所做的事情的原因之一，因为我可以预见我的孩子遭遇偏见。”在邓氏家族中，与其他华裔美国人一样，从商界到职业生涯的转变始于玛德琳这一代，并在他们的孩子中延续，无论男孩还是女孩。父母承担了必要的额外费用，因为这些费用用于他们重视的教育，也因为这将孩子的上限推高了一点。例如，邓粤寅自豪地指出，他的五个儿女都是专业人士。
但即使第三代和第四代华裔美国人涉足医学、法律和其他职业，他们也遇到了与祖父母一样的障碍。“我的女儿是洛杉矶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去年被指派帮助一位正在接受审计的客户，”玛德琳说。 “当客户得知她的姓氏后，他们打电话给她的老板并问道，‘她是东方人吗？我们这里不与东方人合作，请派其他人来。’他们甚至不想见到她。”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长泽说，大多数种族仇恨的表达方式都没有那么粗暴。 但他坚称，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很普遍。 “你进入一个职业，就会遇到这个看不见的天花板，”长泽说。 “在市政厅的高层你不会发现华人；你会发现很少有（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院长或系主任是亚洲人。
“当我们抱怨时，他们的态度是，‘他们受过教育，他们有职业，他们还想要什么呢？’”他说。“我们戴着‘成功’的标签，但这真正意味着什么？你受过教育，我们赚钱吗？
“如果你的能力不被允许提升到自然水平，那算什么成功呢？”
1983年，一群华裔美国作家在一本名为《Big Aiiieeeee!》的选集中，直接瞄准了围绕他们社区的成功而形成的新刻板印象。当他们的祖父母为“鸦片小贩”、“肮脏的异教徒”等标签而苦苦挣扎时，作家弗兰克·钦(Frank Chin)和他的同事们认为，他们仍在被分类，尽管用的是更复杂的术语：“亚洲人的白人刻板印象...... 唯一完全缺乏男子气概的刻板印象。我们的高贵是高效的家庭主妇。”
她的家族可能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但如果她的儿子竞选公职，“他仍然会被视为代表所有亚洲人，”玛德琳说。 “除非我们被平等地接受，否则我们不会失去这一点，但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我父亲总是说你必须了解自己的文化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邓粤寅回忆道。
“很多华裔美国人不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但我父亲知道，而且他也玩过。”
“我的孩子们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他们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但其他人看着他们，仍然看到‘中国人’。”
“当客户得知她的姓氏后，他们打电话给她的老板并询问，‘她是东方人吗？我们这里不与东方人合作，请派其他人来。’”
“我们贴着‘成功’的标签，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 “THE ONG DYNASTYGROWING UP CHINESE-AMERICAN“的原文请上网搜索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