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樹廣
赫胥黎的生物進化理論對中國近代思想啟蒙影響巨大。清末民初，「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法則深入人心，成為國人維新圖強的圭臬。百年前，嚴復翻譯了《天演論》，日本人則將其譯為《進化論》。
為什麼日本「進化論」的譯名戰勝了嚴復的「天演論」譯法？這是我的同事、記者徐全提出的疑問。原來，香港文匯報為鼓勵業務探討之風，每年都搞一次「優秀論文評選」，鼓勵青年編輯記者撰寫業務論文，獲獎論文不僅結集成冊，還能得一筆小小獎金，投稿踴躍。今年我是評委，一篇篇作品讓我受益匪淺，感觸良多。
徐全的論文題目是關於副刊專題報道的未來趨勢分析。他通過採訪實例，提出副刊報道應貼近中國社會熱點的論點。小徐學歷史出身，對中日近代關係史很有研究，今年寫過幾篇甲午戰爭文化反思方面的報道。
甲午戰爭專題採訪中，他向相關學者提出了不少角度新穎和尖銳的問題，如清日同時翻譯了許多西方詞彙，如中國翻譯的計學、群學和玄學，日本人翻譯為經濟學、社會學和形而上學，結果日本的譯法被中國人廣泛採用，中國的譯法反被國人遺忘，就連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也被日本人的「進化論」所取代。徐全借採訪發問：為什麼兩國譯文的差別如此之大？為什麼日本翻譯方法成功進入現代漢語？背後有何深層次原因？
今年是甲午戰爭一百二十周年，紀念的反思文章多集中於清日間政治制度和軍力對比等方面，都有道理。作為文化記者，徐全也在反思這一「民族之殤」，試圖通過專題採訪將甲午反思拉進人文歷史層面。他認為，正因為日本具有某種文化思想上的主動性，結果清朝在翻譯西文詞彙過程中的失敗，也為甲午戰爭的失敗、甚至更長的歷史埋下了某種伏筆。
人們一直喜歡將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對比研究。許多人認為，洋務運動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日本走「全盤西化」道路，結果日本不僅打贏了甲午戰爭，還打贏了十年後的日俄戰爭，這兩場勝利奠定了其在亞洲的霸主地位，一直維持到二戰結束。直至今日，安倍等許多日本右翼人士還在做「亞洲領導者」大夢，就是這種歷史情結在作怪。
翻譯是國際文化交流的橋樑。我一直認為，對包括外文翻譯在內的跨文化交流，要奉行「拿來主義」原則，採取開放包容精神，切不可有「天朝」情結，搞狹隘民族主義。所以，我想說，「進化論」戰勝「天演論」算不了什麼，這本身就是對「物競天擇」理論的最好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