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生活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才有快乐做人的感觉，才有生活的自信和自尊。这就是人的文化生存。
悠悠一晃，我从加拿大回国，已经11年了。
我1988年去加拿大，1992年回国。我是放弃了绿卡回国的，对这一举动，很多朋友不理解。有人说：“哪怕是坐移民监，再坐两年，你就可以入籍了。”我说：“要我效忠英国女皇(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我抬不起手。”有人说：“你就不怕你子孙后代的根在加拿大断了?”我说：“我最怕的是自己的根在中国断了。”见我执意要回国，朋友劝不住我，就说：“老阎，你是爱国主义者。”我拱手作揖道：“千万别给我戴这么高的帽子，我可没那么伟大。”
我的确没那么伟大，也戴不起那么高的帽子。我放弃绿卡回国的真正原因，是非常个人化的。这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依恋。我只有生活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才有快乐做人的感觉，才有生活的自信和自尊。这就是人的文化生存。这种对中国文化背景的依恋，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起来的。特别是，我是学中文的，对中国文化有本能的依恋，对异国文化也有特殊的排斥。这绝不是理性观念的问题，而是情感本能的选择。要说好，加拿大空气好，水质好，资源丰富，人口稀少。有人说加拿大是世界上适宜生存的国家，这个我相信，但这个结论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至少不适宜我。有朋友劝我：“一张绿卡值几十万人民币，你就这么丢了?”我笑而不语。我想的是：如果这张绿卡不能带给我幸福感，于我何用?文化生存说起来有点玄，其实很具体，你是黄种人，你的语言不如人，你的文化感觉与主流社会有差异，这就决定了你的边缘状态。有一个博士朋友，下了决心要融入主流社会，跟白人同学一块儿去看冰球，吃比萨，坚持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问他为什么，他说；“说不清楚。他们觉得有意思的事你索然寡味，一点不可笑的事他们却哈哈大笑。”这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文化背景的问题。很多香港人、台湾人在大公司工作，与白人共事几十年，也只是点头之交，根本无法有深入的交流。再舒适的工作环境，对他们而言，是没有快乐可言的，快乐是物质的，但更是心灵的。
这种文化上的边缘状态，几乎是不可改变的，这决定了你一辈子只能做个边缘人。特别是中国人，在海外不能拧成一股绳，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各有各的文化圈子，形不成政治势力。我在多伦多几年，那里有30万华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可连一个市议员都选不出来。大家处于各自谋生的状态，一盘散沙。这一点连黑人都不如。黑人还有加勒比海黑人节，举行几十万人的盛大游行，展示自己的实力，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华人只能活在文化的边缘、政治的边缘。
这种边缘状态对人的自尊和自信是有毁灭性打击的。你在大学教书，在研究所搞科研，人家把你当成一种工具，核心的圈子却对你是封闭的。比如在研究所，一个中国人，除非你有特殊天才，像杨振宁、丁肇中那样，否则你很难独立主持一个项目，你扮演的只是一个高智商的打工仔。眼看着自己的心血成果到头来为他人所享，自己的创意署的是别人的名字，你去品品你心里的滋味吧。于是只好什么都不想了，赚钱过好自己的日子得了。
前不久，一个江苏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那可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啃了七年书本拿了博士学位的，在海外看了我写留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曾在天涯》，又听说我出了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回国考察特地来长沙看我。他说的一番话让我感叹不已，他说：“我可是真的羡慕你呢。”我说：“我收入还不到你的十分之一，你羡慕我?”他说，“你写了东西，有人关注有人评论，我在海外出了书写了论文，动静都没有，混饭吃罢了。久而久之，心磨平了，就如同行尸走肉啊!”他把“行尸走肉”几个字说了好几遍，说得我心跳。那种看不到事业成就的失落感，得不到社会承认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人的心灵需要呼吸，但他的呼吸很大程度上被文化的隔膜窒息了。听了他的这番话，我更觉得自己当年放弃绿卡是正确的了。
加拿大的绿卡是黄色的，有时候我也会拿出来看看，回忆生命中的一段岁月。我意识到，双脚踏在自己国度里的那种感觉，是平实的，也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