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昭新
《四世同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老舍一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一部“笔端蘸着民族的和作家的血写成的‘痛史’和‘愤史’。”
《四世同堂》前两部相继发表后，第三部《饥荒》的连载因故只进行了一半，后半部整16章始终未发表。“文革”中，《饥荒》手稿散佚，从此难见原貌。2013年，翻译家赵武平在美国做研究时，发现了保存在哈佛大学浦爱德个人档案里的老舍和浦爱德合作翻译的《四世同堂》的英文全稿，译稿上还有老舍的多处笔迹。赵武平根据这份英文全稿，按照老舍的语言习惯和风格，花了两年多时间，将《四世同堂》第三部的第21至36段译回中文，增补了10万多字，恢复了一代文学名著的原貌。
根据这一完整版本，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谢昭新教授，就小说的战争叙事主线及展现出的对战争的反思，撰写万字长文，本版择其主要针对第三部《饥荒》所作的评论予以刊发。
在研究老舍的领域里，因为人们以前看的都是美国的删减版，导致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评说。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四世同堂》，这个时候再作出评价对历史是比较公正的。——编者
老舍于1943年8月至12月写《火葬》时，即感到当时战争文学之阙如，因而战时的出版物反而让威尔基的《天下一家》与格鲁的《东京归来》风行一时，成了畅销书。
《火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争文学之阙，它描写战争，关心战争，老舍自己在序言里说：“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
沿着《火葬》的战争叙事之路向前发展到《四世同堂》，其战争叙事的文化思想艺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与深度。
小说以抗战八年中的重大战争事件为清晰准确的时间连线，构成了一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断代史，形成了小说战争事件的时间叙事的史诗性；又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中的各家各户为叙事对象，以祁家为中心，连带钱家为重点，次以冠家及杂院的其他居民为辅，而在祁家的四世同堂人物中，又以长孙祁瑞宣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从而形成了小说在大的背景下，围绕中心、突出重点、主线分明的空间叙事特色；更具有思想文化价值的是，小说在战争叙事中，以国际主义视野对战争作了跨民族的全面而深刻的反思。
民族性格决定了一切
“日本的宗教，教育，气量，地势，军备，工业，与海盗文化的基础，军阀们的野心，全都朝着侵略的这一条路子走”
在第三部《饥荒》中，老舍对战争的反思表现得更加全面和深刻。
深刻性首先表现在它揭示了战争的起源来自于日本民族性格，日本民族性格决定了它发动侵略战争的必然性。老舍在小说中写道：“日本并不像英美那样以政治决定军事，也不像德意那样以军事决定政治。她的民族的性格似乎替她决定了一切”。
日本的民族性格按照老舍所作的形象分析有如下几点：
一是日本民族极端自强而又极端自卑，“她有天大的野心，而老自惭腿短身量矮”，他们自认是世界东方最优越的民族，“天大的野心”支撑着他们的侵略行为，而“老自惭腿短身量矮”的心理，又支配他们通过侵略扩张以显示自己的强大，以抹掉西方对他们的轻视。
二是日本是个尚武的民族，对国民从小就进行“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培训。尚武的民族性决定了他们奉行军事黩武主义，军国主义“在军人闯出祸来以后，才去找合适的欺人的名词与说法。她的政治是给军事擦屁股的”。尚武民族是强悍向外的，小说描写连日本的小孩都强悍、霸道，把小顺儿当马骑，而小顺儿只会喊妈妈。小说描写当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后，两个日本孩子对他们父亲的阵亡，并没有呺啕大哭，而是手中拿着小太阳旗，规规矩矩地立在门外，等候骨灰的到来，“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泪存在心里”。
三是老舍以田中奏折为依据，深刻剖析了日本侵略中国、欲征服世界的野心。小说描写祁瑞全在瑞宣和钱默吟面前大谈自己对战争局势的认识：“有田中奏折在那里，日本军阀不能不侵略中国；有九一八的便宜事在那里，他们不能不马上侵略中国。他们的侵略是没有止境的，他们征服了全世界，大概还要征服火星！”《田中奏折》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于1927年7月25日上的奏折，其中有言：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其侵略野心之大，昭然若揭。
四是分析了日本民族虽讲究武士道精神，但他们又很迷信、心虚怕死。小说描写台儿庄大捷后，日本军人身上都“带着神符与佛像”，他们不仅迷信神佛，“也迷信世界上所有的忌讳”，“他们好战，所以要多方面的去求保佑。他们甚至于讨厌一切对他们的预言。英国的威尔斯预言过中日战争，并且说日本人到了湖沼地带便因瘟疫而全军覆没”。这个预言成了积压在日本人心理上的恐慌。
五是由日本人抓捕瑞宣而引发的议论，从而透视出日本民族性伪善、奸巧的一面：“日本人捕人并不敲门，而是在天快亮的时候，由墙外跳进来。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到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为抓捕一个赤手空拳的瑞宣，竟用了一辆大卡车载十来个人，卡车后面还跟了一辆小汽车，坐着两位军官，真是“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
老舍深刻总结了日本的民族性格以及文化教育、海岛地势、军事工业、军阀们的野心、海盗文化的基础等决定了它的对外扩张性、侵略性：“日本的宗教，教育，气量，地势，军备，工业，与海盗文化的基础，军阀们的野心，全都朝着侵略的这一条路子走”。
制造饥荒残杀中国人
“日本人的确会折磨人，打伤外面，还要惩罚内里”
《四世同堂》战争反思的深刻性，又表现在它深刻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野蛮性，暴露了日本侵略者随意的大量的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作品写道：
日军在三光政策指导下，经常制造各种屠村事件，仅在西苑西北就屠了两三个村子；
为了以战养战，他们在北平全城进行大搜刮、大洗劫，抢粮、抢煤、抢铁，一夜间每家每户门上的所有的铁的、铜的门环全被抢光；
他们不用枪弹而以人为制造饥荒来残杀中国人，他们把人变成了猪，发给人们连猪都吃不下去的“共和面”，人们吃了这又酸又霉又涩又臭的“共和面”拉肚子，就被拉出去“活埋”，每天都有成车成车的人被拉出城“活埋”；
他们一面向钱默吟施以毒刑，一面又以喝酒、谈诗来软化钱选，“日本人的确会折磨人，打伤外面，还要惩罚内里”，钱默吟在狱中亲眼目睹一女青年被奸污至死而以传染病致死的名义，被拉出去“消毒”；
日本人把杀人、强奸当作艺术品加以玩赏：瑞宣在监狱里看见天花板上悬着一根铁条，铁条上缠着一团铁丝，铁丝中缠着一只手，已经腐烂了；看到东墙上舒舒展展地钉着一张完整的人皮；西墙上有一张裱好的横幅，上面贴着七个女性身体的部分器官，每一个下面都用红笔记着号码，旁边还有一朵画得很细致的小图案花。
老舍在小说中的记述，有着史实依据。
屠刀和“昭和糖”
一手拿着屠刀，一手拿着“昭和糖”。他们用屠刀杀了人，又用“昭和糖”去掩盖杀人罪行
《四世同堂》战争反思的深刻性，还表现在它深刻揭显了战争的欺骗性、荒谬性。日本侵略者一手拿着屠刀，一手拿着“昭和糖”，屠刀用来杀人，“昭和糖”用来骗人，他们用屠刀杀了人，又用“昭和糖”去掩盖杀人罪行，战争的残酷性、野蛮性与战争的欺骗性是结合在一起的。
小说描写了铁路中学的教官山木在给学生训话时，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救中国”而不是“灭中国”。山木的谎言：“报告给你们一件事，一件大事。我的儿子山木少尉在河南阵亡了！这是我最大的，最大的，光荣！中国，日本，是兄弟之邦；日本在中国作战不是要灭中国，而是要救中国。中国人不明白，日本人有见识，有勇气，敢为救中国而牺牲性命。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死在中国，是最光荣的！”
这些欺骗性、荒谬性言行，直接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服务。
“悔过书”的心声
“他读过托尔司泰、罗素、罗曼·罗兰的非战的文字……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
《四世同堂》战争反思的深刻性，更表现在老舍以国际主义视野对战争所作的跨民族的反思。
这种国际视野下的战争反思，主要由两个人物来实现，一是祁瑞宣，一是钱默吟。
在台儿庄大捷后，瑞宣从一般的非战文字中走出来，全面认识了中国的抗战的“极大的使命”：“他读过托尔司泰、罗素、罗曼·罗兰的非战的文字……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
针对假若抗战胜利了，“北平人是否应当杀死日本居民”，瑞宣思索的结果是：“假若日本人真的打败了，为什么那些没有打过仗，又没有防备的人要被杀死。那样既不人道，也不公正，同样也是在两个民族之间，种下更多的仇恨”。这一对战争的反思，已超出了单一的民族视野，带有跨民族的性质了。
当日本老太太向着瑞宣说出她对战争的悔悟时，瑞宣意识到，日本老太太作为日本人民的一员也身受战争之害：两个儿子在战争中变成骨灰，两个儿媳妇被军部调去“充当营妓”。这让人看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仅侵害了中国人民，也侵害了日本人民。日本老太太的悔悟，其实是老舍借其口而对战争所作的国际性的深刻反思。
在《饥荒》结尾第三十六章，老舍更以钱默吟之口写下了一篇富有哲理性的“悔过书”。这份“悔过书”既是讨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檄文，更是对全书所作的战争反思的总结。“悔过书”中写道：“我领略到战争的滋味，我反对战争。战争是你们发动的，所以我诅咒你们，直到你们放弃战争，关心和平，真心的拥护和平。”
这其实是老舍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