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兴旺
李老师是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她叫李忠玲，上海人，三十出头，瓜子脸，皮肤白皙，身材高挑，操着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有一种城市知识女性的高雅气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李老师举家由上海下放到安徽农村，落户于我临近的生产队，当过幼师的她被大队安排教民办。从繁华的都市来到贫瘠的乡村，李老师每天和学生娃在一起，一待就是十几年。
由于教室紧张，大队决定，腾出毛笔厂的库房做一年级临时教室。库房低矮、破旧，勉强放下十几张课桌。在这裡，李老师曾教过我一年级，所有课她一个人教。讲台上放着她从上海带来的闹钟，“滴滴滴”上课的闹铃一响，男同学赶紧从隔壁堆放的笔杆垛上滑下来，顾不得满头大汗，纷纷回到座位；女同学则揣着毽子熘回教室。我是班长，当李老师往讲台上一站，我就喊“起立——”，同学们齐刷刷地站起来，异口同声地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见李老师微笑着点头，我脱口而出：“坐下——”
有一次，正喊“坐下”，忽听“趴”的一声，张五三同学一屁股跌在地上，原来他的那条歪凳子腿折了，他的裤子被跌破了，屁股处露出两个大窟窿眼，引起哄堂大笑。张五三家弟兄多，衣服老大穿小了老二穿，老二穿小了老三穿，轮到他身上差不多不成样子。李老师瞭解到他家境困难，拿出自己家孩子的新衣给他穿，还认他做乾儿子，张五三同学摇身一变成“上海佬”。李老师的乾儿子不止一个，李老师常常给他们带上海的玩具，让我们嫉妒得要命。
其实，李老师把所有的学生娃都当成她的孩子。有一回，李老师因有事让我们自习，事先告诉我，谁课堂打闹，就叫我记名。身为班长的我彷佛成了小老师。开始同学们都很自觉，后来就有个别同学交头接耳，做起了小动作，教室裡嗡嗡起来。我如实记下几个同学的名字，旁边的同学见状，担心我记了他的名字，从作业本上撕下两张没写的纸送给我。这一来，其他同学也跟着效彷，一张张白纸像雪片似的朝我飞来，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快意，叠好纸，哇，能装成一本厚厚的本子，这下不愁没纸写了！此时的我飘飘然，早已把李老师的话抛到“爪哇国”去了，把记上名字的纸条撕了。后来，也许李老师发现同学们的作业本都少了页，经查问，终于露出了马脚。李老师熊我：几张纸就能买到你，还当班长呢，这叫“受贿”！以后可不许这样噢！我羞得满脸通红。
不几天，李老师到我家家访，我有些不好意思，母亲特地炒了番瓜子，李老师直夸我字写得好，比赢了三年级的字，父亲很高兴，用手指了指压在罎子口的一叠纸说，他妈长年煎药，包草药的纸都给他写字了，一天写一张，压在坛口一大叠。李老师“哦”了一声，她似乎想起我挨批评的事。第二天，让我惊喜的是，李老师送给我两本本子，我认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星期天，李老师安排同学们到她家补课。李老师家住山坡上，屋前屋后，是成片的枞树林。做完作业，我们三三两两到坡上玩，山雀们在枝头雀跃，我们在林间嬉闹，好不开心！李老师像招待小客人一样招待我们，此时，在我们心裡，她是一位和善可亲的阿姨。李老师爱给我们讲故事，带我们玩游戏，她讲的童话故事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可惜一年时间太短，李老师不是跟班上，她又有了新的学生。
三年级那年，由于教师变动，李老师又代过我们一段时间课，师生重逢，分外亲切。课馀，李老师问我们听不听故事？同学们高兴地鼓掌欢迎。李老师捧着一本书边读边讲，故事的小主人翁，跟我们年龄相彷，但他从小给地主干活，受尽凌辱，为了寻找童年的快乐，有一天他和小伙伴偷偷跑到山上，采野果，捉蝈蝈，竟忘记了下山……我的思绪不知不觉融入故事情节中，与小主人翁同喜同悲。可是，李老师只讲完几个章节又调回去了，我们不捨得她离开。盼呀盼，再也不见李老师回来讲故事，而那个小主人翁的命运一直悬在我的心裡。我读完小学，李老师仍坚守在那间破旧的教室，默默教着一届又一届小同学。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李老师一家才陆续返城。
四十年过去了，想必李老师已成了白髮老人。她也许不知道，在遥远的乡村，曾经的学生仍惦记着她，还有那没讲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