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光是一条流动的河，不知道今天的我会不会从那里看到三年前那个自己的影子，在某个艳阳的八月的某一天日子，独自一人走出多伦多的机场，心中装满了身在异乡且一无所知的迷茫。
刚从上海移民出来的我，口袋里揣着移民纸，和一张约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放弃了在外企的高薪工作和熟悉的一切，只身一人来到加拿大。拖着行李箱在机场瞎转的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父亲在送我出海关时脸上难掩的忧心和他鬓角的白发。记得以前听过Beyond有一首歌唱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我想，这会是我对父亲唯一的忏悔吧。
约克大学要九月初才开学，我在移民公司安排的临时旅馆住了两三天，就开始看报纸找地方住。密密麻麻的租屋广告，一个个迷你型的小方块里写满了具有多伦多特色的“术语”，－ “光猛大房”、“全新地库”、“分门出入”、“厨厕齐包”、“近学校地铁”、“即可入住”、“无烟宠请电”之类。不知道和陌生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埋头看租房广告的时候，想起上海自己独住的那套宽敞的一室一厅公寓，每天由钟点工打扫干净了，煮好了两菜一汤搁在厨房里。离开不用付房租的家，飞了十万八千里去花钱租人家的屋子，乍一想来连自己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我在多伦多的第一个房东，是一家上海人。他们在一栋半新不旧的高层apartment 里租了两室一厅，他们夫妇住一间卧室，十三岁的儿子在客厅的一角搭个小床睡觉，另外一个房间就租出去。我在多伦多的第一个月就住那儿。
即使在加拿大，这家人也象百分之九十的上海家庭一样，女人当家。女主人Wendy是个四十出头的能干女人，矮矮圆圆的身材，可性格就象个正方型，四条边整整齐齐扣住，中间没有缝隙，她不占别人便宜，别人也休想占她一点便宜。典型的上海人。她的丈夫小刘，也就象很多的上海丈夫那样，一切听从妻便。
Wendy出国前是一家中型公司的财务副总经理，如今在多伦多，她只能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我想她一定有过非常失落的时候，不过她在人前控制得很好，并没有让人觉得她不开心。可在闲谈之间，Wendy还是喜欢提及她以前的“辉煌”，比如，她以前每天坐司机开的车上班，过年时客户送她的挂历有成百上千。我问她，是否想过再回上海。“想也没用啊，老公和儿子在这里，没有我烧菜给他们吃，叫他们怎么办？再说，这一步已经踏出来了，就没有回头了。”
Wendy不仅管烧饭做菜，赚钱养家也是她的任务。因为丈夫小刘是个全职学生，每天尽忙着在电脑上做作业。他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一样，读的是Accounting专业。小刘看上去十足书生模样，瘦瘦的个子，戴一副眼镜。不过就算再象书生，近四十岁的男人，再拾书本，当然是累了一点。常常看到小刘把头紧紧地凑在电脑屏幕前，就差没和电脑接吻了。本来上海男人身上的阳刚之气就天生比较弱一点，小刘更是上海男人“妻管严”的典范。整个人没点脾气，说话轻轻的，对太太惟命是从。当初我第一次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一听是来问租房子的，小刘马上把电话交给太太来谈。
我后来知道，为了孩子能进这边社区的一个好学校，他们才搬来这个apartment。一个月房租一千两百多加币，并不算很贵。但一家三口都靠Wendy的一份收入，对他们来说，凡事都得节省。在中国，没人会把自己住的地方和别人分租，不过在加拿大，很多华人都是这样做二房东，这样一来可以补贴一点房钱。还常有人买了房子，自己一家住地下室，把楼上房间租出去，用收来的租金付每月按揭。
一家三口在异国重新开始生活，好象并不容易。Wendy说，以前在上海，去超市买菜哪里会看价钱啊，想买什么就往购物车里扔呗，现在不同了，买什么都得想一想，还得挑便宜的。儿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鞋子一会儿又得买新的了，以前跑进鞋店，几百块的耐克鞋买起来眼皮都不眨，现在啊，得到最便宜的地方去买鞋，十块，二十块钱一双，想想也就相当于人民币五十，一百，但现在怎么花起来就那么心疼。
孩子穿剩的鞋不会丢掉，儿子穿旧的鞋丈夫穿，小刘的置鞋费就省下了。可我还是听到Wendy 不止一次地责备儿子，你走路是怎么走的，怎么好好一双新鞋，两星期就穿成这样啦。
他们的儿子Jacky是个瘦瘦的文静男孩。我刚开始老是称呼他，“小朋友”，两、三次后，他纠正，“我叫Jacky，我的名字不是小朋友”。很害羞的样子。一看就知道Jacky和从小长在加拿大的中国孩子不同。那些孩子活泼率性，而Jacky身上，缺少的正是他那个年龄该有的调皮任性，他过分地安静，过分地乖。他的小天地是客厅的一角，一张用布幔遮住的小床，一张书桌。每天他就趴在书桌上做功课，每个晚上都要用功到十点钟。
我一开始不明白，加拿大的学校哪儿会布置那么多功课啊，据说在这儿上学的中国孩子最开心的就是功课少。后来才知道，Jacky 做的大多是Wendy给他布置的功课，代数啦，英语语法啦，一套一套，分量十足，习题书都是从中国带过来的。有时Jacky要玩一会的时候，Wendy会问，“那二十道代数题做完啦？”“昨天英语语法的错误订正了没有？”Wendy说中国课本上的数学比这儿的难多了，如果Jacky 能做会中国的数学题，学下去就会轻松一点。
怎么可能轻松呢？我觉得Jacky和可怜的高三学生差不多，永远有做不完的课外习题。他每天的唯一娱乐是在书桌上玩一会儿几个橡皮小人儿，或是一个人玩玩扑克牌。但这样的时间，也是被他妈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每个星期天，他可以被允许看一两个小时卡通片，有时和他爸爸一起去游场泳，或是一家人出门到哪里逛一下，这便是他的全部生活。他从来不和其他同学一起出去玩，我觉得这样下去，他将来很难真正溶入加拿大的主流社会。
Wendy仍然保留着中国的传统思想，以为孩子只要功课好，将来考上名牌大学，就能出人头地。其实不然，在国外，人家更看重一个人的能力，特别是和人沟通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一纸文凭。但Wendy象大多数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一样，常常语重心长地告诉她儿子，要好好学习，爸爸妈妈就是为了你才留在加拿大的，你不能让妈妈失望啊。
Wendy和小刘大概是考虑到孩子的将来，而放弃了在上海的事业和舒适生活，这样他们自然就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Jacky身上，所以对他的要求更高更严。每次我看到Jacky一个人趴在书桌上玩小橡皮人的时候，心里会升起一丝疑惑，他们这样做，真的能为Jacky创造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吗？一个没有游戏，背负着父母沉重期望的少年，将来真的能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拥有成功而快乐的人生吗？
在Wendy那里住了一个月我就搬走了，因为不太习惯和一家人合住，而且那一带有太多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路上尽是些穿黑袍子，用黑布遮住头的女人，看着觉得好象满街都是去参加丧礼的人。后来每次我偶尔经过那条路，远远地看到那几幢米色外墙夹咖啡色线条的楼群，偶尔会想起，曾经和我同在一个屋檐下的Wendy一家。精明能干，能屈能伸的Wendy，凡事等太太拿主意的小刘，和那个不离书桌，不游戏玩耍的腼腆少年。
那几幢半旧的高楼，远看就象几杯冷却的牛奶咖啡一样，客人随手搁下了，走了，主人还一直懒得去收拾。那光景就有几份落寞。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如何看待移民加拿大的这个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如今他们继续在这个城市里如是生活，一定有温暖也有寂寞。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象我一样，偶尔想起当年那个拖着大小行李，带着一脸茫然踏出多伦多机场的自己。如果时光可以回头，你还会同样选择移民来加拿大吗？－ 常常有人会这样问我。每次我都想了想之后郑重地回答，会的。
并非因为我知道有些路是无法回头的，而是因为，我想，生活本来就是一次充满了未知的旅程，风光总是变幻无常。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一样会面对困惑与忧怯，我所能做的，只有拼尽那一点点勇气，站在莫名而恢宏的生命的未知面前，去拥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