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9日电（中评社报导组）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昨日视频出席了第十八届北京—东京论坛并发表了致辞，他表示，据他瞭解，在这两天代表两国的各位有识之士就各种主题进行了坦诚交流，有些课题取得了共识，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分歧。他一贯主张，在体制不同的邻邦之间存在不同立场或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情，而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不再有对话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论坛能够就日中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开展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垂秀夫说，虽说日中关系历经波折，但能够在50周年的今年11月在曼谷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的确令人高兴。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构建具有建设性和稳定的日中关系，意思是，彼此间该主张的就主张，同时频繁、坦诚对话，在共同课题上开展合作。在过去，祗有“该主张的就主张”这句话时常受到关注，而这次首脑之间达成了不少共识，其中，今后如何构建具有建设性的关系这一点得以明确，这可以说是最大的成果，但是我们还不能说，举行这次首脑会谈，日中之间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垂秀夫表示，当前一些破坏对方观感的行为不停止，国民感情就不会轻易得到改善，对此大家洞若观火。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对日中关系的掌舵可能会越来越困难，而面向两国关系真正改善的过程从今往后才是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要求日中两国做的只能是开展所有层面的沟通，特别是保持首脑之间的频繁沟通，筑牢政治互信基础具有无比的重要意义。此外，接受中方邀请的林芳正外务大臣的访华之旅也应该争取尽早实现。另外，这次首脑会谈中还就再度活跃国民交流达成了一致，日方已经全面放宽入境限制，今后为进一步促进日中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经济往来，我们强烈期待中方早日放宽入境限制，结合以上看法，改善日中关系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垂秀夫说，他在担任外交官的同时还是一名风景摄影家。这次作为大使赴任以来，透过镜头拍摄了很多中国的美丽风景。“我经常涉足的拍摄点之一是北京植物园，每一次前往位于北京西郊占地辽阔的北京植物园都会观赏到各个季节的不同景色，特别是看到梅、桃、海棠、郁金香等盛开怒放的春天之美，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北京植物园的东北角有一处僻静的地方，安息着命运坎坷的梁启超先生及其家人。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先生是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媒体人。1895年，当时22岁的梁先生，同他尊为师长的康有为先生上京赶考。当瞭解到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所签署的马关条约的内容，感到非常愤慨，他们强烈认识到需要按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和近代化，并为实现光绪皇帝的君主立宪制，在1898年推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但是后来由于西太后和袁世凯等发动戊戌政变，变法在100多天以后以失败告终，包括梁先生在内的变法派遭到了镇压。在这次政变过程中，许多变法人士被处死，梁先生逃到了日本，一直到辛亥革命第二年的1912年，在日本生活了14年。”他说，“在日本逗留的那些年，梁先生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若干报刊，并通过各种媒体，把日本翻译过来的西洋新思想和文化传播到中国国内。有人指出，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常有改变，但他在中国近代国民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而且作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媒体人，可以说也对当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究其原因，这样的启蒙运动为什么能够顺利实现呢？那是因为，当时的梁先生积极吸纳和使用了日本创造的新型汉字，也就是所谓的和制汉语。”
垂秀夫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积极吸收西洋文明的过程中，发明创造出新的汉字组合，把西洋的概念予以准确翻译，因此诞生出许多新的汉字单词。也就是说在大约1600年前，由中国传到日本的汉字，在近代化过程中取得了和制汉语的独特发展，进而在梁先生把西洋的概念介绍给中国的过程中，这些和制汉语被逆向进口回中国。不仅仅是梁先生，在中国晚清，尤其是以1905年废除科举为契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留学日本的浪潮。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在最高峰时，一年曾达到2万多人次，通过梁先生和众多留学生的努力，中国采用了很多新的词汇，据说在现代中国词汇中，社会科学部分有七成是和制汉语，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日中之间的沟通才可以格外顺畅。
垂秀夫说，他在担任外交官的同时还是一名风景摄影家。这次作为大使赴任以来，透过镜头拍摄了很多中国的美丽风景。“我经常涉足的拍摄点之一是北京植物园，每一次前往位于北京西郊占地辽阔的北京植物园都会观赏到各个季节的不同景色，特别是看到梅、桃、海棠、郁金香等盛开怒放的春天之美，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北京植物园的东北角有一处僻静的地方，安息着命运坎坷的梁启超先生及其家人。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先生是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媒体人。1895年，当时22岁的梁先生，同他尊为师长的康有为先生上京赶考。当瞭解到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所签署的马关条约的内容，感到非常愤慨，他们强烈认识到需要按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和近代化，并为实现光绪皇帝的君主立宪制，在1898年推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但是后来由于西太后和袁世凯等发动戊戌政变，变法在100多天以后以失败告终，包括梁先生在内的变法派遭到了镇压。在这次政变过程中，许多变法人士被处死，梁先生逃到了日本，一直到辛亥革命第二年的1912年，在日本生活了14年。”他说，“在日本逗留的那些年，梁先生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若干报刊，并通过各种媒体，把日本翻译过来的西洋新思想和文化传播到中国国内。有人指出，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常有改变，但他在中国近代国民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而且作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媒体人，可以说也对当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究其原因，这样的启蒙运动为什么能够顺利实现呢？那是因为，当时的梁先生积极吸纳和使用了日本创造的新型汉字，也就是所谓的和制汉语。”
垂秀夫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积极吸收西洋文明的过程中，发明创造出新的汉字组合，把西洋的概念予以准确翻译，因此诞生出许多新的汉字单词。也就是说在大约1600年前，由中国传到日本的汉字，在近代化过程中取得了和制汉语的独特发展，进而在梁先生把西洋的概念介绍给中国的过程中，这些和制汉语被逆向进口回中国。不仅仅是梁先生，在中国晚清，尤其是以1905年废除科举为契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留学日本的浪潮。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在最高峰时，一年曾达到2万多人次，通过梁先生和众多留学生的努力，中国采用了很多新的词汇，据说在现代中国词汇中，社会科学部分有七成是和制汉语，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日中之间的沟通才可以格外顺畅。
垂秀夫指出，曾经的日本向中国学习和使用汉字，进而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思想等所有领域实现了日本的国家发展。而进入近代以来，通过日本创造的和制汉语，日本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助力。可以说，这种围绕汉字的日中关系历史正可谓是象征着互帮互学，也就是中国的成语“守望相助”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先生在此历史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年6月我访问了青岛，有一天在一处两旁有很多洋房的寂静坡道散步时，偶然发现了康有为先生晚年的故居……我从康先生故居的窗子里凝望湛蓝的大海，想起他的同志梁启超先生，并静静地感受到了汉字在日中两国间扮演的特殊缘分。这种守望相助的历史不仅仅局限于汉字，也是由许许多多发生在日中之间的互相帮助的感人情景，汇编成了两国关系史。”他说。
垂秀夫强调，日中两国是搬不走的邻邦，也就是所谓的永远的邻居。尽管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即将过去，但我们现在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再一次着眼于这一世界极为罕见的守望相助的历史，使得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