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渐渐长大的岁月里，国内正处在不停开展政治运动的年代，我的人生也由于父母政治生涯的起伏，发生过多次的转变。尤其在文革时期，早早的体会了命运的坎坷，世态炎凉，那么多刻骨铭心的经历，曾经很想把它们记录下来。但日子一天天过去，记忆渐渐远去，回忆失去激情，岁月的河流轻轻就能将一切带走，痛苦与欢乐。
1986年1月6日是我踏上奥地利土地的第一天。我出国的原因是要好的朋友在维也纳要开新店，需要员工，她出国才三年，正赶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天天有中国餐馆开张的年代。她为我准备了一张杭州“西湖饭店”的厨师证明，就把我从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所申请到了维也纳，让人意料不到的快速（我曾经化了七，八年的时间从丽水调到温州，国内人事变动的艰难可见一斑），而我当时正在原单位经历过温州地，市机构合并，重新组合后不久，很不幸，碰到一个彻头彻尾只会玩弄权术的政治商人－新的上司，从此开始慢慢失去了相处和睦，工作愉快的环境。那个年代单位几乎就是终生制，是你活着的基本保障，没有人敢轻易离开工作单位。领导的喜恶决定你的命运，他可以随意改变你的人生，而你永远是弱者。在母亲还不忍心女儿远离，父亲还在盼着女儿入党升官，我已决定，选择了出国。几乎没有什么告别，让亲人伤心，领导失望，也辜负了许多爱我的朋友，毅然踏上了飞往欧洲的飞机。
一切顺风顺水，朋友为我打点了一切，从办签证到买机票，在我还没来到之前就安排好了我的住宿，免去了寻找住房的烦恼，虽然它是一间小屋在阁楼上，但是朋友还特意装上书架，可以保持我们喜欢看书的习惯。我们开始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体会浪漫。坐进能看得见街景的咖啡馆，点一份咖啡蛋糕，听着旁边教堂的钟声，欣赏欧洲风情，享受资产阶级情调，是我们工作闲余时的奢侈。在这里我被久久压抑的情绪得到了释放。社会保障的完善，公民意识的成熟，民主制度的体现，让我感觉到未来，从此我可以自己决定命运，我要从头开始。国内那边在连续请事假九个月后，办理了退职手续。
语言班是在我来到不久就开始报上了，在第九区外国人办的学校。不会说话是件很痛苦的事，刚开始每当客人一进门和我打招呼，我因为语言关系不能回应，让我十分的尴尬，恨不得地下有条缝能钻进去。在上语言学校之前，我的语言启蒙老师是个大学生，他是来教朋友的弟弟的，把我也顺搭上，但朋友的弟弟一直埋怨老师的醉翁之意。第一个星期我竟然记住了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读完了第一期语言班的课程。几个月后和朋友一起在店里做跑堂（充其量只是个半跑）。由于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从好朋友到老板员工的过程，十个月我们分手了。促成此事的幕后推手是她的丈夫，他已无法忍受妻子被人长期“霸占”，但朋友还是生我的气了。
离开这家店后，我去了一家青田人开的在十三区叫“圆明圆饭店”做跑堂，在这里碰到了我的第二个德语老师－一个在国际学校教书的老头（看上去很老）。如果他有时间，会在餐馆午休时来给我上课，餐馆老板很通情达理，我自己带了茶叶招待老师，免得他出力还得出钱。他教会了我服务行业中的习惯用语，问候，并要求用尊称练习，以符合我的工作需要，并纠正每一个病句，每一课都让我试着用德语来叙述我的过去（顺便打探我的底细）。那个阶段，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我非常的感谢他Fischer Rudolf先生。老板的妻子生产完毕，回到店里上班，我就离开了那里，去了三区一家台湾人的餐馆。员工全是青田人，老板娘很好，家里店里所有的活都是她干，而老板只是发话而已，典型的男尊女卑组合。他们相互说台湾话，但不知道我听得懂。不久我离开了，没有答应老板娘的挽留。
在二十三区“凤凰饭店”认识了虞品珠，是我到奥地利后第一个同甘共苦的同事，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老板是个新加坡籍的华人，在这里不能坚持原则，捍卫真理，老板就是，没有为什么，只是服从照办。资本家的剥削是赤裸裸的，品珠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我在那里学到最多，餐馆经营，劳资分配，员工安排，成本核算。老板总是不在，我们有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和空间，为日后自己能开餐馆增加了信心。而也正是这位资本家老板给我们这些陆续去开店的员工很多的帮助，直到今天我还是心存感激。
1988年４月在我出国后两年，我和我的先生租下了维也纳近郊Mistelbach一家停业的咖啡馆，在院子里面，简单改装后就开张了。四年后房东身体欠佳，债抬高筑，准备将整个院子出让，我们的企业又加上旅店客房和电影院，修修补补至今，日子一天天过着。我和老公是同乡，在国外认识，那会儿孤男剩女，没想谈恋爱，反倒结婚了，女儿今年二十岁。
我是属于出国人群中的幸运者，在国外的二十几年是我心智逐渐成熟的阶段，回想人生中的坎坷，爱情的挫折，情感的失意，现在看来它们也是一种财富，而且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我的人生观象是从量到了质的改变。在浑浑噩噩中远眺时，心中就有了一丝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