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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悲哀与乾隆的无奈

发布日期:2022-12-03 09:45:40  来源:红网综合

温洽溢、吴家恒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样都是排行老四,雍正与乾隆的承继手续,却在人们心中是截然相反的评价。幸运的乾隆,在乃父登基后,备受重用,不少学人认为他是康熙理想的异代继承者,父凭子贵,造出胤禛掉包陈家幼儿取宠的小说情节。雍正称帝前,不得父皇过多的宠爱与封赏,康熙对故太子二立二废,众阿哥争斗不休,最后留下了一桩关于“将军王”十四子即位受阻、皇四子胤禛改诏篡位的历史奇案。


回顾历史,年轻的胤禛身为皇子时,在整肃吏治、强化赋税等治政理财方面,显示了气概非凡、作风干练的本色。如此能耐,虽非领军征战那般不计生死,但在朋党坐大、封建对抗的时代,亦是极为艰险、惨酷。一国之主,应该不仅需知治兵之道、征伐之谋,更须有清醒果敢的理国之才、御人之术。就此条而言,作为千古一帝的康熙,自当是分析明白、立储理智。诸多谣传: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淫逸凶残……一并指向雍正,称其继立的不正当,尚需重新考证。


史家们质疑雍正王朝的合法性,就连当时底层文人也表现了极强的窥秘行为。历史上的吕留良及曾静案,《大义觉迷录》的形成、发展与禁毁过程,雍正朝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文字狱案,就是一个显眼的注解。史景迁对这些作了较为翔实的叙述与评判,使我们在《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进一步感知了雍正继承大统的真相,理解他对异质文化之间的内在融会与外部张力,所进行的努力和精彩。


雍正是满洲人入主中原的第三任帝王,此时清政权已有近80年历史,但汉人对于异族统治的中国王朝,仍是难忍的反对与抗争。他们怀念前明的历史风云,哀伤旗兵铁骑践踏中原的凶悍,惶恐于薙发易服令的强制,也对流亡的南明政权甚至吴三桂叛乱寄予了殷殷厚望。这般情势,激发了不少小知识分子坚守对前朝和汉族的忠贞,不吝身家性命地参与反清复明的种种行动,或如陈近南组织天地会厮守台湾,或如石涛、朱耷等出家为僧潦倒度日,或如王夫之苦居瑶峒四十余载,或如吕留良对永历小政权尊崇之至,直呼清廷康熙年号而毫不避讳。


受吕氏思想学说影响,湘南士人曾静罗列满清和雍正的多种罪状,委托弟子张熙呈示陕甘总督、宁远将军岳钟琪,寄意岳氏应具先人岳飞抗击金兵的忠义和赤诚,颠覆专制汉人的少数族政权。怎知捐官出身的岳氏,备受雍正优宠,不仅全盘接收了年羹尧的军政大权,还忠诚不二地向主子报告了曾静们的意图和反动,从而有了此书中关涉投书、皇帝、行踪、湖南、凤鸣、驳斥、炯戒、赦免、独钟、付梓、探源、异议、宣论、枝节和重审等事态的发展与内容的盘结


张熙被拿获,难禁刑逼,将曾静等人的异动情形,和盘托出,震惊了雍正。文人蛊惑民心,虽无大动作,但竟然欲策反掌军大吏,自非小事。雍正集结审案高手,密令浙江总督李卫、湖南巡抚王国栋、副都统海兰等有生力量,顺藤摸瓜,寻踪觅迹,甚至捕风捉影,缉拿曾静等人,并发现了吕留良怀念前朝的著述、痴情和大胆。岳钟琪、李卫、王国栋们对辖区内出现非议今上的异类分子,很是惊恐,除了多方深察、殚精竭虑外,不时将进展近况报与雍正,既告知主子其已竭诚侦查,又求得最高指示和圣意眷顾。此次悖逆,湖南是主战场,王国栋、海兰制定计划、分配责任,多方围剿,曾静与张熙家人先后被抓,押至京城。


几番审理过后,曾静在严刑讯问面前,供称了多位儒士的不满行为,指定已辞世多年的吕留良为罪魁祸首,还对康熙、雍正进行了一系列颂扬与礼赞。他的坦白从宽、谀辞谄媚、圣朝明君,契合雍正平服民心的用意。雍正责令重臣将关于此案的10道上谕、提审官员的审理意见,及包括曾静《知新录》《知几录》片断在内的47篇口供、张熙两篇口供,辑成四卷本《大义觉迷录》,且附录曾静积极认罪、投诚效忠的《归仁说》,刊刻印行,传播天下,要求各级官员阅后发表读后感。他不顾以和硕怡亲王为首的140余位大臣的联名反对,将曾静放归原籍,又给予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并不实际的许以功名,貌似真诚的仁慈与宽阔,满足了曾静的期待与欲望,他也欢欣地成为雍正收买人心、反击政敌的一粒棋子。


这一场由曾静发起的悖乱活动,引发了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大员的不安和恐惧,也牵连甚广地锁拏了不少无辜人。始作俑者曾静,虽经受了枷锁、杀威棒和惊堂木的恐吓,但没有受到雍正的严厉惩处,还得到了一个官位、千两白银。这是否出于雍正的宽仁,还是另有深意,需读者深入沉思与体会。曾静辞令的乱源,肇始于死者吕留良,吕氏也对新朝确有不恭,这无疑会产生一起著名的文字狱。雍正下令将吕氏戮尸枭众,对吕家亲人、族人及妻妾家人等,或进行了一律当斩的判处,或发配边疆与官军为奴。残酷,无情,无助,惨厉,慑服了许多士子的心神,也激发后人编撰出吕氏幼女吕四娘长大学武后,斩去情人雍正头颅的传说。


传说归传说,雍正在处理文字狱、政敌上,有着说不尽的惨酷与冷血。他将同父亲弟老八、老九取名为猪、狗,对二哥、十四弟实行惨无人道的圈禁,把曾经的战友隆科多、年羹尧先后送上黄泉路……即便对死心塌地效忠的岳钟琪,也实现了凶狠的屠杀。岳氏的死是悲哀的,他没有听取曾静进言去反叛异族政权,也没有效学前任年羹尧拥兵自重,却死于愚忠与兵败上。他的悲哀,也是雍正的悲哀,吕留良与曾静案,虽然得到了一个出奇、成功的解决,也擢升了亲信大臣鄂尔泰、李卫等的官爵,却未能因刊行《大义觉迷录》,而杜绝篡位夺嫡、弑父诛亲的谣言纷纷,更没能防止天下人窥视宫廷争斗的好奇心理和悠悠之口。


雍正选择公布案情,试图抚慰天下士子猜忌皇权合法性的不信任,让曾静的惑乱、认识、反省与歌颂,攻破思想激进分子们精心编撰的谣言风闻。这样的做法,是他想趋同儒家思想,镇压政敌们兴风作浪、蛊惑民心的不良和异端,弥合反映在地域、族群上华夷之别。他借用儒家传统的天命观、文化建构论,证实清廷定鼎中国的正当性、自己登临宝座的合法性,同时破除曾静一类小知识分子固守的“华夷之防”。这是一个融合族群文化、消弭满汉对立的清醒君王的初衷,但他的决策,却被接班人乾隆的背反常理,来了一次彻底的更改。乾隆上台不久,便严谕诛杀曾静等,上演灭门劫难,并全国禁毁《大义觉迷录》。这本超级畅销书,一下子成了民间秘藏的珍品罕物。他如此做,是想补救皇家杀戮与朝廷争斗大白于天下的背后悲剧,却在世人皆知与风传的情势下,无可奈何地进行亡羊补牢的堵截。百余年后,留日的革命党人在东瀛发现此书存卷,马上想起了如何截取吕留良、曾静的反满言论,发挥延伸,拿来作为一种攻讦满清政权的历史依据。


虽然史景迁对雍正的尴尬和艰难,有很多同情和赞赏。然而,为什么雍正兴师动众地缉拿吕留良与曾静案的主犯和随从,也拘禁了很多无辜者,但在案情揭晓时,不但没有深究曾静的罪尤,而是声称其受皇权争夺者的蛊惑,为之开脱?为什么乾隆登基之初,违背父意,对曾静们执行一次血腥的屠杀?前者编纂出《大义觉迷录》全国发行,而后者急速勒令禁止销毁?知晓文人心需文人来说服道理的君王们,不但将写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徐骏斩首,还对为雍正出力攻击吕留良学说的方苞进行革职,是要给文人欢欣、温柔和慰藉,还是让士子有不尽的惶恐、感伤与苍凉……不得而知。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专制下文化发展的奇特与怪异,更使史景迁结合朱批奏折、宫中存档、文字狱档等,写出了《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的思考和强烈。他没有固守在线性时间和僵硬空间中,而是运用迷人的蒙太奇手法,充分展现了那些人物的欲望和机心,那段历史中不可复制的模式与意象,以及满洲统治者们在尊崇萨满教、藏传佛教的同时,吸纳儒家文化制约中原士绅、江南学子。这可看出,史氏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不仅体察到了满人政权下不同文化的异质共容,还向我们传递出形塑与维系这一特殊王朝、杰出帝王中央集权的复杂、多元、丰富和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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