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与研究中心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陶行知先生说过：“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句话，用来形容汤一介先生与《儒藏》，实在再贴切不过了。汤先生一辈子，立功、立言、立德，有很多工作可以写进学术史，有很多事情会被后人记住，他对我这样的后辈的关爱(尤其是在岁月艰难之时，雪中送炭一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也将持久地温暖这个世界。而在他晚年，最大的工作就是《儒藏》，最大的心愿是编好《儒藏》，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事情，我认为，也可能就是《儒藏》。
汤一介先生来主持《儒藏》这个“工程”，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要编《儒藏》，汤先生有过很多很深刻的说明。我作为外行，理解得比较肤浅，但汤先生提出这个大的思路之后，我马上就认定，北大应该全力以赴支持。汤先生的家族，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了不起的学术世家，几代人的积累，使得他的境界和判断力能够超越同侪。汤先生对“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传统、何为中国经典”有着成体系的思想。他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状况，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而且他又在北大，北大有足够的人才，有很好的图书馆，有做大事的基础，所以，他来主持《儒藏》这个“工程”，是最合适的。
我还记得，向教育部申请这个项目之前，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汤先生、何芳川先生及我，在静园一院的会议室里，开了一个会，商量相关的事情。几位老先生都讲了话，我一条一条记了下来。他们讲话的神情我都还记得，老先生们虽然都走了，但他们共同倡议的《儒藏》还在，这就是学术能够超越时空的价值所在吧。
此后，汤一介先生在校内选了几个副手协助他工作，其中最后一名是我。前面几位助手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大教授，只有我是外行。汤先生要我参加，主要是要我帮他做校内资源的协调与研究团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我十分乐意，虽然自己很驽钝，但却有心向学，平时也乐于读一点旧书，而且，到学校工作以后，要想为文科老师服好务，我正需要补文史哲方面的课。所以对我来说，参加《儒藏》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自从担当了《儒藏》主编的重任，汤先生就专心致志地做事情，十几年如一日，把这么一项浩大的工程做出了眉目、搭起了架子。这件事情太辛苦了，很不容易做好。毋庸讳言，我也听到过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因我身在其中，所以理解和外间就不一样。我知道，做成一件大事，总会有许多遗憾，甚至会有一些错误，做事情的人总比不做事情的人更容易犯错，但建设比批判更有长远的意义。汤先生带着大家做了十几年，认准了大的方向，久久为功，这功不仅在当代，还将传之久远，他给大家立起了一个很高的标杆，因此受益的人会越来越多，影响也已经超出国界、超出时代，这就值得大书特书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北大，专门看望了汤先生，聆听了他关于《儒藏》和儒学的见解，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这之后不久，汤先生去世了，我想，汤先生“做了一大事而去”，他的心里应该是特别踏实的。
《儒藏》是个慢活、苦活，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
这十几年来，汤先生多次招我到府上去谈工作，谈得比较多的，是关于《儒藏》的事。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他岁数大了，身体不好，可一天时间他都舍不得浪费。《儒藏》是个慢活、苦活，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可惜，现在熟悉古文献的年轻人难找，愿意从基础的点校工作做起的年轻人更难找，但正因为如此，他才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推动《儒藏》工程往前走，只有这样，才能让年轻人理解“功不唐捐”，愿意坐在冷板凳上，一点一点进步，要不然基本功都丢了，将来还谈什么做大学问。
汤先生还反复跟我说，志攀啊，你回去跟校长讲，你们要考虑，我以后《儒藏》谁来牵头啊？你们要找人，要多投入一些，要不然等我走了就来不及了。
我每次听他说到最后时，心中都充满伤感。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后来之人，或有后来的理念、办法，或有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但要像汤先生这样，做成一生的事业，就太难了。
汤先生家里有很丰富的藏书，他生前就与学校签下协议，将他父子两代人的珍贵藏书都捐给北大，这很让人感动。和某些人利用“家学”或者并不符实的虚名谋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这体现了他的家风，这是君子之风。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学者是为天下人的公益而生的，私心、私欲不是不能有，但总归应该少一点，多替别人考虑、多替未来的人考虑，如此，气象方能大。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