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越南胡志明市人口超过700万，是越南和前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最大的都会区。鲜为人知的是，这个越南的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GDP占越南全国20%以上)，追根溯源，是华人开拓与建设的……
华人入越
华人(汉人)迁居越南，由来已久。在漫长的“郡县时期”(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越南称“北属时期”)，一批批华人移居到越南，包括领主、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失势的旧臣和罪犯。几乎从到达的那时候起，他们就对越南的历史产生了影响。越南历史学家杜文宇发现，在今天的河内地区，“(越南本土的)雄王文化发展到公元初期，似乎突然停滞不前了。不论考古学家的锄头挖到哪里，发现的都是遍布各地的汉式古砖墓，随葬品也都是汉式的。这种文化在我们国土上似乎占着统治地位”，“这种墓的主人主要是汉人，还有一部分是已经汉化了的本地人。”而越南封建时代的正史《大越史记全书》也坦率地承认，“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中的“士王”即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交州太守，祖籍山东的汉人士燮(此公在光荣公司的历代《三国志》游戏中也有出场)。
正如另一位越南历史学家陈重金在著作《越南通史》所言，“中国统治我国1000多年，有时还派40多万兵，则必然是我们旧的苗裔已与中国人混血之后，才形成了今天的越南人(指越南的主体民族“京人”、意即住在京城里的人)”。这种融合到了如此深入的地步，以至于越南历史上多位所谓“自主封建王朝”的建立者，亦都是华人后裔：如李朝(1009-1225年)建立者“本闽人”、陈朝(1225-1400年)建立者“本福州长乐邑人”、胡朝(1400-1407年)建立者“先祖本浙江人”、莫朝(1527-1592年)建立者祖籍广东东莞……
不过，这种历史上的华人的移民与越南土著融合的过程，大体到元明之际告一段落。明清以后，华人前来定居，开始带有新的方式、新的特点、新的性质，并开始渐进于近代意义上的华侨与华人。
开拓河仙
明末清初是中国移民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清鼎革之际，数量巨大的明朝遗臣、遗民不满清政府的统治，特别是剃发易服的政策，“因耻事异族，相率南渡，来越者尤众”。这成为明末清初这一社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公元1671年，广东雷州海康人莫玖率家眷等400余人乘船越海南渡，到达高棉(柬埔寨)的柴未府。此地位于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交界处，相传常有仙人出没于河上，所以后来被称为“河仙(HàTiên)”，当时只是一个处在暹罗湾深处，周围小山、岛屿星罗棋布的偏僻渔村。高棉人、马来人等各色人种居住在这里，他们不懂经商和耕种，以渔猎甚至海盗为生，土地荒芜，一片萧条。
莫玖到达这里之后不久，就利用从中国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及经验，对河仙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使荒土变成良田，从河川所引之运河四通于田间，使这个原本“几不见人烟”的小渔村日益繁荣，前来经商的“海外诸国帆樯连络而来”，一时之间，河仙“胡同穿贯，店舍络绎”，号称“小广州”。莫玖还设立衙署、官吏、军队、城堡、市街，铸造钱币，创建文庙。河仙不但已变成了一片可居之地，甚至还拥有了自己的风景。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河仙十吟》，赞颂河仙十景：东湖印月，南浦澄波。屏山叠翠，石洞吞云。金屿拦涛，珠岩落鹭。萧寺晚钟，江城夜鼓。芦溪渔舶，鹿峙村居。莫玖率领华人开拓的这片土地，仿佛成为了南天乐土。
但是河仙的繁荣招致强邻暹罗(泰国)的觊觎，大约在1679年，暹罗派兵东侵，蹂躏河仙，而早已衰弱的高棉统治者竟然闻敌便逃，无力抵抗。无奈之下，莫玖不得不放弃对柬埔寨的依附，归附占据越南南部的阮氏政权(自称“大越国阮主”，中国和日本史籍称为“广南国”)。广南并非富庶之区，其环境背山临海、地瘠民贫，不可能与北圻(越南北部)之红河三角洲媲美，故历代阮主无不致力于向南扩张，此时能够不劳而获一个已具开发规模的富裕地区，如同天上掉下馅饼，当然是乐意接受。阮氏统治者授予莫玖及其后裔世袭河仙总兵的官职，而原属高棉的河仙之地，就此归属易手，纳入了越南的版图(今天属于越南极南部的坚江省)。连作为旁观者的法国人也承认“安南人之得以成为南圻西部的真正主宰，完全是依靠河仙中国人的帮助。”
经营西贡
与莫氏家族来到河仙相隔不久，另一支抗清失败的明朝遗臣部队也前来投靠阮氏政权。1679年夏天，据越南史籍记载，“大明国广东省镇守龙门水陆等处地方总兵官杨彦迪、副将黄进，镇守高、雷、廉等处地方总兵官陈胜才(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弁门眷三千余人，战船五十余艘”，进入距离阮氏政权统治中心顺化不远的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