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牌洗衣粉的塑料袋里，鼓鼓地装了一包土，山东老家的土。
1986年10月17日晚，外甥王力军风尘仆仆地从威海赶到北京，进门后，看着地上已码好的行李，他红着眼圈从提包里拿出这包土，“这是我妈在咱家西院挖的，让我捎给您。”我拿过手提包，将其放好，拉上拉链时，力军问我，“怎么不放在托运的大箱子里？”“就想贴身带着。”我说。
转天清晨，我抱着家乡的泥土，在数十双泪眼的追视下，随夫携子登上了飞往美国的大飞机。
我带着那包土，先在马里兰州惠顿市的一栋公寓楼里租了一房一厅。住处不是自己的，根本就不打算把那包土给怎么了，只是从提包中取出，又把它放在客厅的一个抽屉里。赶上心里犯别扭，就翻出来看它两眼，说不出个所以然，也从没下心思去揣摩出个说头儿来，只是受本能的驱使而已。
家，能做饭能睡觉了，我就跑出去找了份在中餐馆带位的差事。从未涉足的领域，面对一拨接着一拨的就餐者纷至沓来，我连站哪儿都不知道。特别是老美一张嘴跟我提要求，再问点儿什么，那种恐慌，那种空前的紧张顿时会把潜存在脑海里的英文对话给洗劫一空。其实就一句“I want some soy sauce.”（我想要点酱油）和“Where is the restroom？”（洗手间在哪儿）就把我难得满脸通红。
那天下班回家，我甩掉鞋子，一头扑到桌前，拉出抽屉，打开土包，看了好一会儿，才把弯曲的腰，直了起来。
难忘那一遭，那是个狂风卷着暴雪的清晨，我穿上从故乡带出的鸭绒大衣，踏着一踩一滑的路，一步三退地朝我上班的地方跋涉着。餐馆离家不远，平时只需一刻钟，那日我却多走了一小时。路上摔了好几跤，无情的白雪就把我滚成了“雪娃娃”。
当我贴近店门口，刚抹走眼前的雪挂，尚来不及把自己给扑打整齐了，老板的儿媳——越南籍的操权者就推开店门冲我喊：“You can go home!”（你可以回家了）。
我转身欲走，温和的男经理忙上前解释：“对不起，我忘告诉你了，下雪天，店里没生意，你就不用来了。”
回到家里，腕上的表已走过12点。僵硬的手，用哈气暖过之后，便极其笨拙地助我解开了缠绕在熊猫牌洗衣粉口袋上的小细绳。我打着寒颤地看哪看，不觉，心灵的冰冻好像让泪滴给穿透了，融化了。
一年后，丈夫在马里兰州的盖城买下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1987年11月28日，我家乔迁之喜了。我有意把那包土撒在后院的松树下，可想来想去还是没舍得。
也就是那年冬天，父亲把老家的8间房子卖给了一户四川人。家人都进了城，老宅不再姓宋，那包接我出生的土，就更显珍贵了。我把它安置在新家的地下室里，就它自己，足足地占领着一间屋子的多半边。我在它的面前插了两瓶色泽鲜艳的绢花，还放了好多小绒毛动物，都是家人的属性。
1996年3月18日，丈夫与我远迁到儿子的所在地——印第安纳州。早在半年前我们就在K市的一高尔夫球场上买了几亩地，又请人盖了几间活动方便的大平房。在广袤辽阔的平川上，在自家后院的菜地里，我拌进了家乡的土。
每年7月，山东大黄瓜、北京西红柿、天津绿豇豆就在我家的小菜园里相继变粗成红渐长。每次采摘，仿佛都有家人的笑声伴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