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Shakespeare）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的中叶。一八三四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初版中有句云“在感弥利赤，建书馆一所，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沙士比阿”即Shakespeare的最早中文译名。一八五六年，蒋剑人、沈寿康译述英国人米尔纳的《大英国志》，书中称“儒林中如锡的尼、斯本色、拉勒、舌克斯毕、倍根、呼格等，皆知名士”。“舌克斯毕”亦即Shakespeare的中文译名。一八七六年，郭嵩焘首任驻英公使，日有所记。光绪三年七月初三记有“舍色斯毕尔，为英国二百年前善谱出者，与希腊诗人何满得齐名”。“舍色斯毕尔 ”理应是郭嵩焘自创的Shakespeare中文译名。
从那以后，五花八门的Shakespeare中文译名不断出现在中国志士仁人的笔端，据统计，有二十五个之多。如严《天演论》中的“狭斯丕尔”，李鸿章《历聘欧洲记》中的“显根思皮尔”，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索士比亚”，马君武《新学术与群治关系》中的“索士鄙亚”，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狭所丕”，康有为《康南海诗集》中的“昔士比亚”，胡适《日记》中的“萧思璧”等。这些人的所为，尽管多是体现在引进Shakespeare其人其名的层面上，但毕竟令国人知晓了万里之遥的英伦三岛上有一位名声显赫的戏剧大师。
直到一九○三年和一九○四年，引进莎士比亚的力度才稍稍有所提升。如上海达文社与商务印书馆分别推出了两部源于同一原著Tales From Shakespeare的译著。前者书名《外奇谈》，译者不详；后者书名《吟边燕语》，译者林纾、魏易。原著作者系英国作家兰姆姊弟二人。全书以散文的笔调叙述了十种莎剧的故事情节，从而令国人多多少少知道了莎士比亚所写剧本的内容。进入二十年代，莎士比亚的引进才出现了根本的改观。一九二一年，田汉率先以白话文译出《哈姆雷特》，一九二四年又译出《罗密欧与茱丽叶》。期间，诚冠怡、曾广勋、邵挺、戴望舒、张文亮、顾仲彝、彭兆良等人亦相继译出了《驯悍记》、《第十二夜》等六个莎剧。上海戏剧社的演员们甚至按照顾仲彝所译的《威尼斯商人》进行了首次莎剧公演。其时，已经十分迷人的黄浦江畔，自然又平添了几分亮彩。
降至三、四十年代，仅King Lear一剧便涌现了梁实秋、曹未风、孙大雨三种译本，成为了翻译界的一桩美谈。King Lear二字，梁译为《李尔王》，曹译为《李耳王》。孙别出心裁，译为《黎琊王》，且称不译作此名，不足以显示是剧的“磅?浩气、强烈诗情”。不过这一时期最震撼人心的当属朱生豪译莎。这位嘉兴才子，不惧炮火的威胁，不嫌生活的贫困，不顾身体的疾病，以十载之功译出了三十七部莎剧中的三十一部。当他译毕第三十一部的最后一行时，艰难地掷下手中的羊毫，猛地一声大吼：“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吾不瞑目也！”然后口吐鲜血倒地而逝，年仅三十二岁。
五十年代之后，莎士比亚引进的接力棒传递到了年轻的一辈。一路过来，六十年间，君不见，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几多翻译工作者，焚膏继晷地从事莎剧翻译；几多莎剧全集，由不同的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印行；几多研究莎剧的论文，从文学批评者力有千钧的笔端汩汩流出。凡此种种，窃以为，足可告慰引进莎士比亚的每一位中国先驱矣！
今年四月二十三日为莎士比亚四百五十周年寿辰，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