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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前研修生的回忆

发布日期:2022-02-14 00:00:00
 年轻的张女士目前在东京的某家商社上班,她的先生就职于日本知名公司,孩子刚刚进入小学读书,生活稳定优裕。对于目前的在日生活,她自己感到“很幸福”,“十三年前真是没想到”。

为什么说十三年前?原来,1993年,不满二十岁的张女士第一次来到日本,并在此生活了两年,身份是研修生。“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应该不多。”她说。正是因为曾经身为研修生,她对有关中国研修生的消息总会不自觉地加以关注。近年来,有关中国研修生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令她很不开心。作为一名前研修生,结合自己十几年前的亲身体验,她也毫不掩饰对研修生制度的质疑。

1993年,张女士在上海的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服装裁剪制作。某一天,学校方面公布了去日本做研修生的募集启示,而张女士所在的班级因为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在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几乎全班都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途。“那时候太年轻,前途啊什么的都没想,直到准备出发了才有一点点茫然之感。不过,那么多同学在一起,倒不会担心。”研修生顾名思义,应该在日本学到劳动技能和专业知识,但张女士的经历表明,她们是本来具有技术基础才被选中的,而在日本的经验也表明,她们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的技术学习和培训,仅仅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而已。

不过,和现在的研修生相比,十三年前的条件还是有些优越之处。张女士回忆:“我们那时候每人就交了3000元的押金给外经委,说好回国后归还。去年,当年和我一起来日本的一位同伴,因为生活所迫又做了研修生,听她说现在每人要交给中介10000元,就是上缴手续费,不返还的。”从押金3000元到交纳10000元,这个变化昭示了研修生制度在中国方面的无序化,以及研修生本身利益的日渐受损。张女士那时的研修生,由外经委出面组织,看起来还比较正规,如今则变成了“包工头招工”一样的市场行为。在中介公司彼此压价的火并中,研修生成为最大的利益受害者。“那些研修生大多数都是来自贫困地区,上来就要交10000元,来日本后发现工资又不高,心里的压力当然很大。”

“我们那时候,一个月到手是六万日元。但那个服装工厂管理比较正规,每天工作时间之外都有加班费。而且,当时中日关系比较好,日本人对我们还算友善,公司特意组织我们去旅行,去过京都、大阪。”张女士对当年的工作环境没有太多的抱怨,事实上,她甚至觉得比较满意,“我的金钱观念不强,当时已经很满足了。加班费一小时300日元,我有时还想差不多就够了,别弄得自己太累太辛苦。当然,有的同伴会比较在乎,总想找机会多加班多赚钱。”六万日元在1993-1995年的日元最高峰值时期,差不多可以换得6000元人民币,而在那个年月,这笔钱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张女士说:“我听说现在有的研修生一个月也就是六七万日元。那位同伴来的地方还是我们当年去的德岛县,她说加班费一小时450日元。但关键是中国的经济状况和过去不一样了,450日元的意义早已截然不同。”十三年来,中国经济经过了长期的高速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准都有了巨大的变化,而很多研修生们的收入水平和过去差不太多,严重的个别地区可能还有退步。张女士回想十三年前,她的很多同伴在临近回国时带着十多万元人民币的积蓄,会感到很有成就感,可这样的情况明显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好多研修生会发现,他们很辛苦地劳动两年,最后买了些东西,剩不了多少。”

研修生的生活,或许应该用清苦形容。由于收入有限,她们只好节俭度日。张女士笑着回忆那时的趣事:“我们发现隔壁的几个女孩伙食突然明显改善了,又是鱼又是肉,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到附近的一家超市扔掉的过期处理品。宿舍那时候十点关门,我们就翻墙出去,骑自行车赶到那个超市。大家在那个垃圾站翻来捡去,突然来了一个日本流浪汉。深更半夜,他看到这里忽然出现这么多外国姑娘,肯定是吓傻了。他又不好意思和我们抢,嘟囔着走了,好象在说‘今天就让给你们了’。”

物质上的匮乏,对研修生来说可能还不是最大的考验。在语言沟通有障碍的异国他乡,当年的资讯又远没有现在发达,张女士说:“虽然人多,但也满寂寞的。”在与她同期来日的伙伴中,也有人没有做完两年就提前回国了,理由就是无法适应在日本的这种生活。“我那时还是年轻,脑子里没想那么多,但如果想得多,压力自然也大。”在那两年里,张女士对日本人的印象还算可以,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她所在的公司比较规范。与她同期但分配到另一家公司的伙伴就反映,她们只能住在漏雨的房子里,据说那家公司根本不具备招收研修生的条件,借用别的公司名义“骗”到了研修生,工作环境也很差。

研修生与所在日本社会的交流非常重要,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实现以来并不容易。张女士回忆,有位曾经参加侵华战争的日军老兵,不爱说话,但经常会义务开车帮助接送中国研修生。可是,也有些日本人对中国研修生的态度并不友好,有时是轻视,有时是挑剔,这些都会伤害研修生的自尊,长此以往更造成心理上的阴影。因此,张女士也表示,应该重视研修生在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争取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而研修生自身一定要努力学习日语这个最基本的交流手段。


离开日本回国后,张女士在上海做过其它工作,“研修生经历的最大好处就是培养了我的闯荡勇气,可以说自己更成熟了。”此后,她像普通人一样恋爱结婚,又随先生重回日本,开始新的东瀛生活。回顾自己的研修生生涯,张女士说:“我想对现在的研修生们说,既然来了日本,就要坚持,但也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设想一下自己的未来。”而对于变调已久、或许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的研修生制度,她说:“真的应该认真检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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