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于1989年到芬兰学习的，在这之前我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遇见了来自芬兰Jyvaskyla大学的科米教授，他当时是运动生物力学领域的权威。由于我和他的研究方向一致，他极力邀请我到他的研究室工作。我也很想进一步学习和提高对自己所在领域的认识，并且能够和一个学时造诣很深的学者一起工作，的确是一件让人很兴奋的事。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到了芬兰以后所遇到的巨大困难是前所未料的。首先是语言障碍，我当时的英语底子不是很好，但在芬兰的知识界又通用英语，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没有能够适应这里学习和工作。每次去见导师之前先要准备好要说的内容，并且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一见到导师我就无从说起。从导师的办公室出来，我的泪水和伤心难以抑制的涌了上来。还有每天需要阅读如山的资料，面对着许多的陌生单词的感受就像走在异国他乡的大街上一样，无助。另一个障碍是使用计算机。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的洋玩意，没想到这里竟然天天都需面对。那时的操作系统又不象现在这样直观，又没有人教，我只有一点一点的去尝试。到现在我的输入水平还停留在“一指禅”上，都是当时留下的后遗。
虽然困难很多，但是这里的优势也是国内不能相比的。先进的设备，人文化的管理，优越的自然环境都让人体会到了这里真正的是以人为本。随后几年的日子就好过多了，经过努力终于在1994年完成了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值得自豪的是获得了当年唯一的年度最佳论文奖和一次Jyvaskyla科学会奖。随后的几年中，我又获得了三次国际学术奖，在外国人面前展现了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
1995年第我去了美国，在Memphis大学生物工程系完成了博士后训练。随后到了Tennessee大学预防医学系作为一个教授助理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次年接到Cslifomia大学San Francisco分校放射医学系的邀请，在那里度过了值得回忆的一年。1998年9月应邀回到我在国外的起点－－芬兰Jyvaskyla大学健康科学系，一直工作到现在。
几年的努力换来了不算丰硕的果实，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30余篇文章和专著，在国际会议上作了60余次专题发言，给不同专业学术刊物审稿。获得了两项骨质疏松的诊断与检测的专利，这两项专利已转化为产品销售于世界各地。目前，我与其他同时又申请了两项有关利用超声波诊断骨质疏松仪器的专利。我现在带有7位研究生和6位博士生，承担有三个不同项目的大课题。
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能深深体会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虽然他们表面上并不一定表现出来，这更加提醒我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一定要看到我们的祖国能够强盛起来，为我们的国家发展尽绵薄之力是我们海外学子的心愿。近几年我经常回国，看到了祖国这纪念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城市，丰富的产品，便利的交通，发达的教育，用我的一个学生的话说就是“两年不回去侃侃，就不能对中国发表意见，你就落伍了”。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那里把自己的专利介绍给中国，另一个就加强与国内大学的交流，我现在已到国内4所大学讲课，并与两个研究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对我来说，能有机会介绍国外的情况，互相开阔视野，能够报答祖国人民的养育之恩，这是无限幸福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