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志坚
鲁迅的气度,我是谈过一次的,在两年之前,题目就叫《鲁迅的气度》。引发「再谈」之冲动,是因为鲁迅与周木斋的关系。我读到的那篇文章,给人的印象便是鲁迅没有气度:连一位方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也不惜以「利刃砍杀」,且酿成了「旷古奇冤」。我检索了这桩历史公案的相关资料,发现事情却是适得其反。
在鲁迅与周木斋的「笔战」中,用上讽刺、挖苦和「揭露」之笔墨的,是周木斋而不是鲁迅。是周木斋批评鲁迅《文人无文》的文章在挑明「『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之后写道:「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成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钢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单就他个人的发展而言,却是中画了,现在不下一道罪己诏,顶倒置身事外,说些风凉话,这是『第四种人』了。」于是鲁迅以《两误一不同》作答,又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了一句:「这回由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先,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然而,当鲁迅从曹聚仁先生处得知,周木斋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之后,便与周木斋「相见倾谈,彼此释然」;据唐回忆,鲁迅还多次赞扬周木斋的杂文,并与周木斋一起为《太白》杂志的《掂斤簸量》专栏撰文,「此呼彼应」。仅此一端,鲁迅的气度,也就烁然可见了。
这场笔墨官司发生在一九三三年,那年鲁迅五十三岁,长周木斋整整三十年。对于中国文坛中人来说,鲁迅之名,早已可谓如雷贯耳。初出茅庐的周木斋却公然向他叫板,不但将「文人无文」四字反扣于鲁迅的头上,还要鲁迅下「罪己诏」,就是「第四种人」这个词汇或标题,也是冲着鲁迅的「第三种人」来的。然而,鲁迅不但没有指责周木斋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没有讥笑周木斋以杂文为武器向他「兴师问罪」是「班门弄斧」。而且,对于这个年轻人,鲁迅的气度也不表现为那种「大人不计小人过」式的「原谅」。他是将周木斋当做战友的。要不,他不会赞赏周木斋的杂文,并与他并肩作战,「此呼彼应」。
在这场笔墨官司之前,周木斋曾有《骂人与自骂》一文,指责大学生之「逃难」,他认为大学生应当「赴难」。鲁迅的《论「赴难」与「逃难」》是就此而发的。他在此文中说:「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鲁迅的《文人无文》原与周木斋毫不相干。周木斋的《第四种人》却以如此笔墨对付鲁迅,很可能便与此事相关。然而,鲁迅不但没有因此而对周木斋另眼相看,没有将他当做想靠纠缠文化名人出名的小人。而且,对于这个年轻人,鲁迅的气度也不表现为那种居高临下的「宽恕」,他是将周木斋当成朋友的,要不,他不会与周木斋「相见倾谈,彼此释然」。
口口声声说鲁迅没有气度的人不妨扪心自问,仅是这两条,你们做得到吗?
对于权势者以及权势者的帮凶或帮闲,鲁迅是没有「气度」的,可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针锋相对,毫不相让。对于诸如此类的人物讲什么「气度」,在他看来,或许倒是「卑怯」的一种掩饰。他与周木斋的「彼此释然」,从表面上看,在于周木斋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本质却在于周木斋没有那个实行「不抵抗主义」之当局的政治背景,更不是权势者的「帮凶」或「帮闲」,这是鲁迅的气度之体现的一个显著特点。对此,周木斋本人的感受最为真切。唐说的不少事,还是周木斋告诉他的。在他日后的杂文中,也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鲁迅的心悦诚服。
两年之前我谈鲁迅气度的那篇文章,从鲁迅公正评价凌叔华的小说切入,说到鲁迅之以直报怨,这是鲁迅气度的一个侧面。鲁迅与周木斋之关系的前后变化,从另一个侧面体现鲁迅的气度。倘若再去看看《二心集》中鲁迅与瞿秋白那一组关于翻译的通信,或许还能对鲁迅的气度有新的感受。可惜这样的事,常常为某些论者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