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立文
说真的，我其实也只是个俗人。在这个价值纷扰理念杂沓的时代，拒绝诱惑是最艰难的事。而当课堂上面对着几十个葵花般的笑脸和渴求的眼睛时，我又忘乎所以、忘情投入、感觉良好，惟恐愧对了纯真。教书的日子单调而又平凡，但有一件事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挥之不去。
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他的父母都是残疾人，父亲还患有严重的哮喘，几次因责子而险些闭了气；他的母亲是个跛子，开学初，她一步三挪地来到班里报名注册，她流着泪求我替他们管教孩子。那是个有希望的学生，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帮教他，可就在中考临考前的一个月，他却又一次连续三天逃学和夜不归宿。当我在同学的导引下终于在一间隐秘的游戏机室里看到他失魂落魄地在吞云吐雾时，我的心绝望到近乎滴血，手不知怎的就飞上了他愚顽的脸。
后来，那学生最终都没能考上高一级的学校，打工去了。这么多年从未来看望过我，甚至没有一个电话。可我却会不由自主地时常想起他那张稚嫩愚顽的脸，想起他的母亲那双忧郁哀怨的眼睛。我作为一个被公认是敬业的好教师，此刻也每每有着一种述说不清的抱愧与感触──要做一个让自己良心也满意的教师是多么的不易呀！
有人说，社会是一个万花筒；又有人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人从一生下来到死去都在一刻不停地接受这样那样的教育，学校教育只是人一生所受教育的一个幼儿园，只是一种启蒙而已。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最后几句话常让我玩味不已：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责是站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儿，我只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能做好一个合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吗？
在乡镇教书的那几年，我常常感动，被我的学生。
去年九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坐在电脑旁，正要修改一篇文稿。突然，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听到对方在唤「舒老师」，我问：「你是哪位？我怎么听不出来？」对方笑了，说：「舒老师，不怪你，我本不是你任课班的学生，只是在学校文学社听过你的几次讲座。我离开你读高中都已经毕业了，今天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以特别激动，特别想念你！于是找到你的电话号码，拨了这个电话……」
我依稀记得是一个短发圆脸的女孩，经常拿着一份作文昂着头请我指正。女孩说，从高一起，她就立志要考上华师大，学中文，将来做一个像我这样的语文教师。
「老师，没有人能理解我的心。家人亲友都要我学金融、电脑，反对我读华师……老师，我想只有你能理解我。老师，我真想像你那样，你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
此刻，我除了表示祝贺竟一时失语。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一种误导，与金融、电脑相比，师范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
我的眼眶有点发潮发涩，我说，你仅看到教师在讲台上的那阵子美好，却忽略了其生存的平庸和艰辛。你要多加权衡啊！她说，老师，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我愿意，能按照自己的选择去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清贫也快乐。
我流着泪放下了电话。在这个价值纷扰理念杂沓的时代，拒绝诱惑是很难的事。当看到校园里净土不保，同行中宵小之徒蝇营狗苟龌龊行事之时，我曾产生了逃避的念头；而当课堂上面对着几十个葵花般的笑脸和渴求的眼睛时，我又忘乎所以、忘情投入、感觉良好，惟恐愧对了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