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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年轻人在异乡 不妨融入“附近”寻找城市归属感

发布日期:2021-02-23  来源:

  项飙,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曾深入探访“浙江村”的日常生活,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等,前者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经典”“中国社会学最佳中文著作”。2020年出版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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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飙18岁离家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念书,而后赴牛津大学读人类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正在德国访学。尽管跨越了不少地理意义的边界,可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温州人。

  如今像项飙这样的“流动”已不奇怪,几乎是当下年轻人的常态,一年一度的春节“迁徙”,总能够看到流向的回归与出发。而今年“打工人”普遍的原地过年,又搅动年轻人无处安放的灵魂。故乡总是亲近又疏远,都市青年的归属感在哪里?在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说,我们都在“悬浮”中。最近,他开始对“附近”感兴趣,有没有想过,理发店的Tony老师、小区门口的保安大哥、对门不知名的邻居,都可能是我们归属感的灵魂人物。

  

  中青报·中青网:年轻人以往回家过年会吐槽,今年因为疫情回不去又觉得有点“凄凉”,这种矛盾反映了青年和故乡、家庭、父母怎样的一种牵扯和连接?

  项飙:“吐槽”和“凄凉”可能不是一个量级的,“凄凉”只是一时的情绪,“吐槽”是较长时间的现状。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维度来考虑,一是青年和父母的关系,二是青年和所在地的关系。

  “吐槽”往往来源于青年和父母价值观的不一致。其实,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应该从他们自己的生命史出发来理解。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就像我小时候,家里厨房连门都没有,买个桌子都是一件很大的事。从物资贫乏到生活小康,在物质积累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奋斗了一生。

  但不可否认,父母可能失去了一种对人生意义的反思能力。他们对子女有情感上的依赖性,要求子女按照自己的想法过圆满的生活。这些父母对子女的要求,一定意义上是我们欠历史的债务,是改革开放以来浓缩化、高速化的发展,带来的人的精神上的“悬浮”。

  而青年和他们生活、工作所在地的关系,也十分值得考虑。我最近在思考一个概念——“附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门的邻居、楼道的保洁阿姨、小区门口的保安、小区底商的理发师……经常能见到,但好像从来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

  当下,至少在一部分行业,年轻人的工作环境越来越把人打成“原子化”,要你加班、付你高工资,节奏加快,而同事之间的额外交流是非常少的,甚至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这就把一个人重要的社会关系打碎了,年轻人在职场失去了一个社会支持系统。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回不去会觉得“凄凉”。

  我和一些年轻人聊天,他们哪怕拿着几十万元的年薪,也觉得生活不好。他们看不到其他群体是怎样生存的,只看到自己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把生活过成了一个单线项目。

  如果一个人有强大的“小世界”,会更从容。“小世界”有两层含义,一是志同道合、能互相扶持的朋友,二就是物理空间的“附近”。你和“附近”的人不一定总要互相帮助,但我想提倡的是,你可以去了解那些理发的、卖菜的、搞卫生的人,了解自己的生活空间是一个怎样的构成。

  我们经常讲要淡定从容,似乎这种品质来自于思想境界,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性格和思想境界来自于一种认知。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比较客观,就会对自我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也就会比较从容。

  中青报·中青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愁、故乡在各种文化形式中被反复吟咏,但如今好像失去了这些浪漫、美化的部分,这反映了环境和人们心态一种怎样的变迁?

  项飙:乡愁的逝去,不是因为流动少了,相反是流动普遍化了。“乡愁”被反复吟咏,是因为当时“流动”被视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物流业、高铁系统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普遍放开,地方经济形态的变化,都让“流动”成为普遍。

  乡愁文化在大众文化中的消减,是因为流动的普遍性,这里引申出一个观点: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要想办法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去anchor(锚住)这种现象。

  我个人认为,执念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只是想象中的、浪漫化了的“江城”(《江城》,彼得·海勒斯作品,讲述上世纪90年代的涪陵——记者注)没有太大意思。他把一个想象中的浪漫化了的过去当成现在生活的反衬,然后抒发某一种感情,有点虚无缥缈。

  文化研究者讲过,“乡愁”最早出现是与英国农村经济转型相关,当农村不再是农民的农村而变成贵族庄园,农民进入城市住在贫民窟,才有了乡愁的出现,这有着很强的社会批判性。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没有重蹈欧洲19世纪的覆辙,没有明显的城市病。只是当出现刚才说的年轻人悬浮、空虚、被裹挟的状况,需要我们用新的语言、新的文化想象来讲述这种状态,而不是一味用乡愁来构想出一个浪漫的对象。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中谈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温州人,是不是意味着“我是哪里人”与童年青少年有关?为什么很多人在所在城市生活那么多年,依然会认同自己的家乡属性?

  项飙:并不是家乡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只有在童年才认真观察世界。

  童年时期,一个人的知识很少,但观察是最真实的,不从任何已有定义、已有身份出发,不管男的应该怎么样、女的应该怎么样,不把人分成不同类别。孩子观察的时候,“区别”不是他的出发点,他的出发点就是好玩、好看;不会用边界来限制自己,父母说不行的事他可能更有好奇心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就这样,我们在家乡生活了十几年,慢慢形成了自我意识、看问题的方式,以及自己的气质。

  家乡对于一个人的印记是很自然的,我想强调一点,印记和认同不一定是一回事。也有人想摆脱印记,印记只是一个客观存在,不等于主观价值上对它的认同。

  我在书中讲,我是温州人。我出生成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中国南方中小城市,一定要百分百去拥抱它,嚼透它。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身份认同很清晰。但大家现在说的身份认同有另外一层意思,好像认同了一个东西,就要捍卫一套价值,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继承一定的文化气质,这个因果关系对我来说不存在。如果我有自己真实的“小世界”,哪怕比较边缘,但比较强大,可以互相讨论,不用去找这样的认可。

  中青报·中青网:那对于一个生活在异乡的年轻人来说,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重要吗?

  项飙:归属感是重要的,但还是要回到“附近”的感念,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附近感”。

  它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现在流动性非常强,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很多人不一定在某个城市待很长时间,如果要把地图上一个个点都当作自己的认同对象、归属对象,不太现实。所以,对更加切近的东西产生归属感,会更加重要,它跟你每天的生活都联系在一起。

  二是对“附近”的归属感可能比对一个城市的归属感更重要。城市的归属感在很多情况下是用抽象符号构建出来的,比如北京是首都,后海、三里屯的氛围让你感觉很舒服,这是对一个文化符号的归属,有一定象征性;而当你家里的下水管堵了、楼下的垃圾桶满了,一旦出现这种危机,你就十分需要对“附近”的归属感。

  

  中青报·中青网:那么,“附近”的归属感该如何建立?

  项飙:第一,不要被一些抽象的象征性符号裹挟,要从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出发;第二,归属这个词,原本就有一点被动的含义。环境是不变的,就看你能不能进入,进入了就归属了。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归属感其实是需要你去积极投入的,邻里互动、社群互动,这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似乎是需要努力学习的,如何克服“社恐”,去与“附近”交流。

  也许,当你和小区门口买菜的人顺畅交流后,你从他们的生活中得到的能量和营养,会是你的财富。

  中青报·中青网:虽然有“逃离北上广”一说,但青年流向大城市依然是趋势。您在书中提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一个小的中心,这种状态在当下能实现吗?

  项飙:短期内不是很容易,需要咱们慢慢努力。

  我对自己原来的说法要补充一下,“北上广”这些中心城市其实吸引的是没有什么社会背景,或者说不愿依靠社会背景的年轻人。他们在相对小的地方更容易被社会关系裹挟,而在大城市,规则比较清晰、相对公平。所以,与其说向往中心,不如说向往公平。

  中青报·中青网:你对当下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项飙:关注“附近”,其实就是直面当下。

  你与父母的对话,获得的并不是他们此时此刻的想法,而是积累了几十年的人生感悟。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历史化”,然后建立自己的“小世界”。只有你站稳脚跟,才能从容对话,即便最后你还是不能接受,但也不会有焦虑感和受伤感。知道了你是怎么来的、他是怎么来的,那我们不妨找个最大公约数看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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