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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嘴不酸吗?

发布日期:2021-01-04  来源:
     原创 补壹刀 2021-01-03 20:07:02

    执笔/李小飞刀&胡一刀

    变异病毒,经济衰退,去而复返的社交限制,世界在忐忑中进入2021。各国领导人几乎一致地在新年致辞中提到了艰难与奋斗。而美国媒体还有闲心去惦记别人,大过节的就打翻了醋坛子,对中国泼来“三大酸”。

    01三酸之一:纽约VS武汉

    2021年新年前夜,路透社对多国跨年现场进行了直播。路透社记者注意到,武汉的跨年夜热闹非凡,人们在江汉关大楼前升起气球庆祝新年到来。

    有国外网友将武汉跨年照片,与纽约时代广场的照片拼了一组对比图并发推,“跨年夜:武汉 vs 时代广场”。

    

    图片左边的人潮攒动,而右侧以往繁华热闹的时代广场则冷冷清清。

    一些外国主流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一景象。由于纽约警方在2020年12月30日发表声明称,时代广场在跨年夜不对公众开放,任何聚集的人都会被告知离开,民众们可以通过电视观看庆祝仪式。《纽约邮报》称,这是时代广场114年来首次没有观众现场观赏“落球仪式”,也致使“大苹果城”跨年夜宛如“鬼城”。

    

    而《华尔街日报》则以《你好新年!(抱歉以如此安静的方式迎接)》为题描写了当晚的凄凉。

    

    不过,正如公众号“孤烟暮蝉”所总结的,美国媒体对比武汉和纽约跨年夜不同氛围的报道,“不仅完全没提中美抗疫措施的差距,中美治理能力的差距,中美抗疫中对于抗疫不力官员的追责问责不同,反而大量的相关报道都很酸”。

    

    也有国外媒体把武汉与伦敦和米兰的跨年夜照片拼到一起。

    刀哥注意到,的确大部分相关报道都是开头提了一下武汉跨年夜热闹非凡,大量市民涌上街头,高兴地庆祝新年来到。然后就用大篇幅描述武汉最初出现疫情时,美国认为中国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还提了一下中国目前一些地区零星出现的确诊病例。最后说了说纽约时代广场几乎没什么人的跨年夜。

    02三酸之二:脱贫攻坚

    美国这第二个“酸”,表现在对中国扶贫的舆论攻击上。

    刚刚过去的2020年,虽然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但是中国依然顽强完成了“脱贫攻坚”的战略目标: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但是,美国媒体的“酸葡萄”心理又露出来了。

    例如《纽约时报》中文网站在2020年最后一天的头条,是一篇题为《工作、房子和牛:中国代价高昂的“运动式脱贫”》的文章。这篇文章上来就抹黑中国扶贫“价格高昂”、“难以持续”;甚至还宣称“北京和上海那些富裕的居民,很喜欢将脱贫项目说成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和政治作秀”。

    

    针对文章所谓脱贫“价格高昂”的说法,有网友发英文推特算了一笔账:“中国过去5年投入7000亿美元帮农村人口脱离极度贫困的状况,也就是每年投入14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每年的国防支出是7000亿美元,而中国每年的军费是2250亿美元。用2250亿加上1400亿是3650亿。中国每年的军费再加上帮农村人口脱离极度贫困的费用,仅仅是美国军费的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价格高昂”一文的作者布拉德舍1月1日在个人推特账号上肯定了中国的脱贫工作,与文章的定调显得不同。

    布拉德舍写道:“我在没有中国政府陪同的情况下,走访了中国最贫困地区山上的6座小村庄,发现了脱贫项目正在给这些地方带来巨大改变的证据:新的房屋、道路、太阳能路灯、政府补贴的工厂,还有更多。”

    布拉德舍的正面评价没有出现在纽约时报刊登的文章中。

    在《纽约时报》热心关注中国脱贫工作同时,美国最大的反饥饿组织“赈济美国”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到2020年年底,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面临饥饿,其中包括1700万儿童,这相当于1/6的美国人和1/4的美国儿童都缺乏足够的食物,比2019年增加了近50%。

    据美国媒体披露,由于在新冠疫情中失业或工作时间减少,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第一次排队领取食物救济,他们为寻求帮助感到“羞耻”。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饥饿不仅是没有足够的食物,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创伤”,马里兰州一对父母对媒体表示,她因无法为女儿提供食物而感到内疚,当她查看账户时,对没有钱、没钱购买食物感到非常沮丧。

    

    03三酸之三:中欧投资协定

    美国这第三个“酸”,是针对刚刚完成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欧盟与中国在2020年年终之前达成中欧投资原则性协议。消息传出后,美方一方面对欧盟发出了罕见的激烈批评,甚至不惜用“欧盟终于撕掉了遮羞布”这样的语句来指责盟邦;另一方面,把矛头直接对准德国总理默克尔,攻击她现在采取的是“对华绥靖”政策。

    比如,特朗普政府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恼羞成怒地批评欧盟说,“此举令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都不满,特朗普政府也非常不满意。破坏美欧大西洋合作的,不是特朗普政府,而是欧洲人自己”。

    

    还有美国一些保守派评论人士称,这个协定虽然在经济上的作为目前还很难说,但它是一个信号,即美欧并不会像拜登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国问题上进行广泛合作。

    美国保守的经济评论人士摩尔在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谈到中欧投资协定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欧洲到底在搞什么鬼?欧洲人怎么能站在中国一边而不是美国呢?”

    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同一个节目上也批评说,“对欧洲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交易。这是对原则的妥协。”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上周表示,希望欧盟不要急于跟中国签署这个投资协议。

    美国一些媒体则跳出来泼冷水,声称“中欧投资协定作用只是象征意义”,是空洞的。但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因为欧洲人并非傻子,通过中欧投资协定自己能获得什么样的利益,欧洲自己当然有清晰的判断。

    美国人之说以接受不了,是因为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拜登政府上任前夕。相当于欧洲人第一次公开甩开“美国大哥”,自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定。美国人觉得欧洲人“背叛”了他们。

    

    因为美国人一厢情愿地认为,欧盟会天然地站在他们那边,一起遏制、围堵中国。

    但是,美国人千算万算,没算到欧盟毕竟要站在自己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毕竟换不来经济上的增长和实实在在的贸易上升。因此,欧洲人不顾美国的反对,与北京完成了关于双边综合投资协定的谈判。

    04酸时代

    显然,酸是一种非理性情绪,是“我知道我不行,我也看到了你行,我见不得你行,我也拿你没什么办法”的“无能狂怒”。

    美国媒体的“酸”首先来源于严重的疫情。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1月3日6时22分,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20353421例,新冠死亡病例总数达到349709例。在过去约24小时里,美国新增确诊病例265907例,新增死亡病例2290例。

    

    “酸”其次来源于对自身控制疫情的无力和无奈。

    此前,美国政府曾定下2020年年末为2000万美国民众接种的目标。然而,截止至上周三,美国一共只注射了280万针,接种速度远远赶不上确诊速度。

    而且,由于辉瑞疫苗需要注射两针,第一针接种后只能做到50%的有效性,亦不乏在两针间隔期间感染的人员……

    疫苗更解决不了美国的深层次问题。

    尽管美国疾控中心提供了接种优先次序的指导建议,一线医护人员、老人、警察、邮递员、消防员理论上可以先接种,但这并没有约束力,各州对谁可以接种、以及何时接种拥有最终决定权。

    

    失去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硬约束力量,社会必然走向丛林化。

    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争取优先打疫苗,由州政府官员、公共卫生机构和说客组成的游说团体与学校、工会等各种力量激烈竞争。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在加州,许多富人们提供数万美元的现金,让他们的私人助理每天纠缠医生,并询问给医院五位数捐款是否能帮助他们先获得疫苗。这种富人“插队”的情况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与疫苗分发的混乱程度。

    两党内斗、政治干预、意识形态撕裂等因素也在影响着抗疫。

    由于特朗普对疫苗通过“快车道”下了最后通牒,其安全性普遍受质疑,全美仅有34%的护士愿意接种疫苗。当然,即便愿意接种,由于许多州几乎没有保存辉瑞疫苗所需的超低温存储站点,后勤保障方面的障碍也无法让人顺利能够接种上疫苗。

    美国的问题远比疫情更加深刻,疫苗短时间内救不了美国,此前一些经济学家预期的今年8月美国疫情转好经济恢复的预期恐怕很难达成,考虑到其社会状况,医学家给出的60%以上人口接种可以实现“群体免疫”的目标也很难达成,实际可能需要超过80%……

    如果疫情近期到中期仍无法被完全控制,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酸”有没有可能中长期化,有没有可能进入“酸时代”?

    复旦大学教授沈逸告诉刀哥,“酸”的心态是由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实际上是三部曲:先遇到问题,为这个问题寻找成因和解决的办法,在此过程中心态逐渐失衡和扭曲。

    现在美国和西方遇到的问题是“晚期苏联困境”,即有西方人提出的“美国能力之死”。是在一个至少其自身认为自己还在向上走,引领“国际先进”的道路上,突然遇到新冠这个问题,被迫需要作出调整并寻找原因。

    那么原因出在自己还是别人身上?对美国的知识精英来说,美国是一个“没有失败过的国家”,美国道路没有出大问题,如果出了大问题,那么只能结构性的向外找原因,而自己身上都是客观原因。

    

    这种心态的目的是宣泄负面情绪,并回避做出实质性变革和调整的任何努力。因为美国社会的任何反思都是在约束条件下进行的,知识精英非常清楚哪些不可以看、不可以想、不可以做。今天美国的问题是制度对于改革的自我容纳已经到头,其后所有的变革都会被认为在挑战制度本身。任何人上台后也只能做替代性选择,其区别在于替代的方式,是特朗普式的还是拜登式的,单边主义的还是多边主义的。

    沈逸认为,新冠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景象。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上上下下除了等待灵丹妙药居然无法做其他任何事。被认为代表进步主义的桑德斯也没有在疫情期间作出什么有意义的反思。美国的问题来自于制度本身,任何反思如果不触及这一点都没有意义,同时任何的反思又要受到制度边界的约束。

    那些在“酸”中国的人,比任何人都清楚问题的实质,却无能为力,替代性办法只能是诉诸情绪。所以在“酸”之外,我们能观察到对中国的“仇恨”也在上升,这仿佛已经成为美国某些人的一种天性。毕竟,我们出了问题你不会出,我们都遇到问题你却能解决,说白了,这就是自然选择。

    一个由人构成的“先进”社会却在不停死人,任何的理论和说辞在这样的现实下都是苍白无力的。沈逸认为,不要把这样的美国视为反常,我们需要把颠倒的东西再颠倒回来,美国在用自己的言行向大家展示什么叫资本主义。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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