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式纳谏过时了
当下，人们谈到官员正确对待批评的问题，往往会举出唐太宗从谏如流、开创贞观盛世的例子，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专制政体下，官员是主，百姓是仆；而在民主政体下，官员是仆，民众是主，二者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相应地，民众批评官员与臣子向君王进谏，官员接受批评与君王纳谏，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政体，决定了无论是进谏还是纳谏，都必须以君王的意志为转移，建立在君王的利益和需要之上，还要依赖君王的开明和宽容。进谏必须是“善意”的，即必须从君王及其子孙万代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谏的内容，只能是提醒或规劝君王从永葆江山计，适当地节制一下当下的欲望，不要过分任性尚气之类。反之，就是犯上或谋逆，后果不堪设想。试想，假如魏征敢于在唐太宗面前提“玄武门之变”，还能够寿终正寝吗？然而，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最终只能由君王本人来判断。假如你本是善意而被误认为是恶意，后果同样会很严重。即使君王知道你是善意，但进谏的时机不对，比如在君王心情烦躁时你来火上浇油，或者君王兴致正浓时你来扑冷水，还是没有好果了吃。因此，进谏之前，一定要摸准君王的心思，选择好时机、措辞。可君王之心往往隐晦难测而又变化多端，即使最聪明、最了解君王的人也难免百密一疏，栽在谏字上。最要命的是，进谏又是臣子的本份，眼睁睁看着君王误入歧途而不犯颜直谏，同样是“不忠”的表现，同样会被君王拿来做替罪羊。真可谓“伴君如伴虎”！
而在民主体制下，官民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批评成为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应地，接受批评则成为官员的法定义务。官员不管乐意不乐意，受得受不了，都不得不接受批评，即使是失实的批评，也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认真听取并做出必要的回应。甚至是诽谤，一般情况下也不得以名誉侵权为由诉诸法律。就动机和目的而言，民众批评官员，主要是出于自身权益的考量，而非为了官员的前程，批评的内容也主要是提醒官员，你的某些言行违背了民众授权于你时的初衷，必须加以纠正，否则，民众有权将赋予你的权力收回来。
人性的弱点，决定了人都是好赞美而恶批评的。作为圣人，孔子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可到了六十才达到了“耳顺”的境界。作为凡夫俗子，普通官员要达到这种境界，其难度可想而知。事实证明，官员越是位高权重，权力越是不受制约，就越是妄自尊大，越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不受制约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别说是批评，就是马屁拍得没水平、艺术性不高，也可能导致“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政体下，批评既可以是“善意”的，即在肯定被批评官员的德能勤绩廉的前提下，指出其某些错误和错误倾向，以“治病救人”；也可以是“恶意”的，即从根本上否定被批评官员的任职资格，比如指出其严重的能力缺陷，或者严重违反道德和法纪的行为，等等，这意味着要摘掉其乌纱帽，乃至将其绳之以法。这样的批评，谁能接受得了？
可见，将批评建立在被批评者的利益、觉悟和胸襟之上是行不通的，要充分发挥批评的功能，唯一的办法，是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规，将法律赋予公民的批评权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将权力的笼子扎得更严实一些，使官员即使烦透了批评，恨死了批评者，想压制批评、报复批评者，也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