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遵循的是杜威的哲学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实用主义”。它的基本思路是：任何“话语”和“实际”是两回事，两者是无法完整准确对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是解决个人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尽管自由言说好了，因为每个人在思想、情感上的问题各不相同，要尊重个人的思考，在这方面只有“交流”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目的和结果；如果是处理“人”与“人”之间请求、矛盾和冲突，则由“契约”、“法”等来解决。这个原则说明处理两类问题虽然都要使用“语言”，但有些语言是自由言说的，没必要批评或者赞扬。但有些话语是要和“法”联系的，这部分语言话语要和表明的现实紧密联系，有“真”、“假”判断的需要。“实用主义”在世界哲学史上地位并不突出，大概是太过“实用”，有轻视“思考”的意味。但认真去实施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美国公认是法治观念比较强的国家，而“实用主义”的哲学正是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础。
绝大多数的人是生活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和“虚幻”的精神世界里，后一个“世界”也可以认为是在语言文字的海洋里，在“文化”的环境中。“精神世界”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社会的，无法用体验“物质”存在那样去体验，但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通过语言文字极其频繁的使用，使我们生活在文化环境中来体现的。但“话语”和“文化”都是人之间“交流”的现象，并不是可以孤立存在的。一本书在文盲那里不过是一些装订起来的纸，而没有文化的意义。这个区别十分重要，也就是“精神世界”要则只是“个人”的，是人的思维、情感等现象，要则是指社会广泛存在的“文化交流”现象，和“物质”的存在是不同的，也不是实实在在出现的具体现象。人是靠“精神”和“物质”两种财富才能生存的，而动物只需要“物质”。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相当多国家都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条款。我们说“精神世界”最重要是交流，而“交流”绝不会是个人的事情，发生冲突如何处理呢？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又如何界定呢？这就有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原则，这就是我们制定的“法”只是规范人（包括法人）的行为，而并不规范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保护个人的“精神财富”，也就是每个人在精神上是自由的。我们从美国这次大选暴露出的问题来进一步分析美国的“实用主义”。
种族歧视问题。美国有没有种族歧视，这要看有没有这方面法律条文、制度、规定等这类“话语”，而不能去看具体现象。“种族”看上去是个清楚的概念，但实际上我们不能把任何具体的一个人的遭遇说成是种族的遭遇；同时人之间歧视现象多得很，可以讲就是人性使然。过去美国的确是存在种族歧视问题，比如规定黑人没有选举权，一些公交车规定黑人必须给白人让座，黑人只能上规定的公厕……等等，但这都不是具体事情，而是“规定（话语）”，我们反对和纠正的也是这些“话语”。这种做法就是贯彻了任何具体事件不可能和“话语”，如“种族歧视”，准确对接的原则。“种族歧视”只能是一种观点，说“某某现象说明了种族歧视的存在”，也只能是一种观点，一种推理，而不是对具体现象要去制止、评说。我们确定了反对种族歧视的原则，是否做到和落实了“反对种族歧视”的原则，只能从检查我们相关“法”的话语上入手。根据这项原则，消除种族歧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不使用“黑（白）人”、“肤色”等词语，这也是最彻底的办法。在美国发生警察执法过度，致死人的事件中，新闻报道中应该直呼死者和警察的姓名，而不是强调他们的肤色。如果这个警队中有领导特别下指示要严厉对待有色人种，则这个“指示（话语）”是有违反不得种族歧视的嫌疑。对当事警员我们只能追究在执法过程中犯了多大的“错误”，而不能追究当事人是否“讨厌”黑人。事后新闻报道中特别强调当事人肤色，又将不同时间、地点的类似事件综合起来一起报道，而且引发了大规模骚乱。如果认为这个事件说明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则这只能是一些人的观点，是属于“精神世界”中的话语范畴，应该尽可能去“流通”，讨论这个话题是自由的。骚乱中出现违法现象，当然要追究当事人，但如果说是受媒体宣传的影响，则媒体要为此负一定责任。
关于“政治正确”。“政治”是个很抽象的概念，一般是指涉及面比较广泛的一类事物，有关政治的话题都是属于“精神世界”方面的，是属于人的思想观点，它的意义只是为了交换思想认识，每个人思想观点具体是什么是无法被他人知道的，只有在反复交流中才可能得到某种共识。同时谈到的“政治正确”大都是笼统去说一些事情，是所谓理论上的东西。理论上的东西无所谓正确、错误，出现“政治正确”只是说明对该“理论”认可的人多，但这并不能构成“法”的话语，不能作为评判具体事件的法律条文。例如“男女平等”是最基本共识，但对家暴现象的制止应该依据“不得伤害他人”的法律条文，而不是“男女平等”。再如我们在大学提倡多元化，认为这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原则，如果根据这项原则，制止某教授对单一宗教的宣传，则是违背了“法治”原则。“提倡多元化”不能作为“法”的话语。“政治正确”都是在思想交流中的评判现象，不应该作为对具体事情判断的原则，这应该是美国哲学和法治秉承的基本原则。
我们再看对历史评价问题。历史如果指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谈论到历史只能是个人的观点和描述，是明显属于“精神世界”中的问题，是用来相互交流的，在交流后如果形成某种普遍的“共识”，但这种“共识”不能作为判断、决定具体事物的法律依据！例如美国历史上有过奴隶制，奴隶主要是黑人，这个历史观点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共识”，但不能作为对具体事件评判的“法律”依据。在大家叙说历史的过程中，从人类普遍存在的同情怜悯弱势群体的心理出发，提出一些照顾黑人的措施是可以的，但要依据历史上的事情，是要求白人做出“补偿”,这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例如某企业家在招工时，照顾黑人，这是他的自由，如果是把这颁布为州或联邦的法律，强制所有企业家实行，这就违背了美国最基本的东西。再如树立（拆除）历史人物雕像问题也是这样，你可以提出这样做对环境“美（丑）”有关，和我个人喜欢（不喜欢）有关，这些和历史、政治无关的“理由”才是正当的，如果你强调是“历史上原因”，是“政治正确”，这就不是符合美国的传统基本意识。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有什么观点，对具体历史事件是怎样的叙述，这些只能是大家交流的话题，也只能是为了引起精神上的高兴、悲伤等等目的，而没有确定意义上的正确、错误、“真”、“假”等意义。历史直接影响我们现实的，仅仅是留下来的“协定”、“条约”等有关“法”的文字，这些文字是已经成为历史没有意义了呢？，还是需要继续执行或做出一些修改呢？这才是历史对今天现实的意义。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除去留下的相关文字外没有什么真实的“历史”，从实用主义原则出发，除去与“法”有关的文字之外，其余就由“喜欢历史”的人自由言说，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好了。
关于美国大选“舞弊”。美国是法治国家，同时又是承认任何具体的现实是不可能和语言文字准确对接的，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是制定的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是天衣无缝，总有“空子”可钻。美国大选涉及人数过亿，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可以说大选出现任何争议都有可能。出现作弊现象，出现违规现象，都是自然的，用中国对待司法的消极态度来讲，最后结果一定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甲承诺给乙十个苹果，届时甲兑现了，而乙认为其中几个太小而且是坏的，这“官司”断得清吗？虽然“现实”和记述它的“话语”是两回事，但人们在频繁进行语言交流，做出各种承诺，签订着各种契约，实现了人类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美国也能在两百余年里坚持大选，没有过太大争议，并通过和平移交政权来促使国家的稳定和进步。但其背后真正的基石是美国的宗教信仰。正是宗教信仰使每个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上帝无时不在看着自己，不能说谎是最基本信条，正是这种谦卑的态度，保障了大选的可信任度。同时美国制度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谁当总统对个人来讲不会有太大差别，普遍认为庇护我的是“上帝”而不是“总统”，百姓不会为“政治”去说谎，这是每个民众都清楚的事情。每次大选应该更像是“政治节日”，甚至只有低投票率才能说明这个社会是正常的。如今宗教信仰在美国大大降低了，坚持每周进教堂的人大大减少，同时更多的世俗权力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中，这种现象也是今天西方世界的普遍现象。这些动摇根基的现象使得传统制度受到挑战。传统选举是大家都在“上帝”面前来投票。而如今“上帝”不见了，人们无形中分属不同“群”，是在这“群”的眼皮底下来投票，“法不治众”，出现违规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时代让人们再怀有对“上帝”的谦卑态度是很难的，同时在实现和平移交政权这一重大问题上也没有比选举这种方式更好的了，这就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科技设计出新制度来。从美国这次大选混乱的侧面反映了美国宗教衰落带来的恶果，宗教衰落对人类发展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真值得有良知的政治家们去好好思考一下，这远不是美国一国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