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日报社（韩国影响力最大的新闻媒体）和韩国舆论调查机构曾联合做过一项调查，评选韩国现代史上的20大功绩。结果显示，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新村运动，汉城奥运会，京釜高速公路。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韩国崛起并走向世界的标志，1970年的京釜高速是连接首尔经济圈和釜山经济圈的超级工程，二者都对韩国的发展起了无可替代的巨大的作用。新村运动能力压二者成为韩国现代史上20大功绩之首，可见新村运动在韩国现代史上的地位。
新村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朴正熙政府主导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村现代化运动。经过不到10年发展，新村运动不仅一扫韩国农村破败凋敝的面貌，还重塑了韩国农民勤勉、协作、自立的精神面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丰收，堪称亚洲农村现代化的典范。
一日治时期，日本在朝鲜半岛实行“北工南农”策略，北部资源丰富，主打工业，南部人口众多，资源禀赋一般，只能种地。日本投降后，半岛分裂，但“北工南农”的格局已经形成，当时，韩国几乎没有工业，农业发展也很落后。
韩国国土面积9.96万平方公里，70%属于山地丘陵，可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2%，而韩国有4700多万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0.75亩，典型的人稠地狭。农业资源太少，人口压力太大，导致韩国农村连温饱都不能维持，一旦有水旱灾害，农民往往要靠树皮草根过活。
70年代初，韩国3.5万个农村的250万农户中，80%还住着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了电，“住草房，点油灯，吃两餐”是当时农民的标配。
恶劣的生存状态，不可能孕育出先进文明的风尚。
比物资贫乏更可怕的是农民精神的贫乏，受佛教宿命论的影响，农民们没有改变现状的想法和勇气，一代一代挣扎在贫困中无法解脱。为了生活，当时韩国80%的农户都背着高利贷，高利贷蚕食了热情和希望，破坏了勤俭节约、互信互助的民风。放眼望去，整个农村弥漫着悲观绝望的情绪。
与农村衰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工业和城市的发展突飞猛进。从1962年到1971年，朴正熙政府实施了两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发展出口导向的轻工业，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的工业增长率分别14.8%和20.9%，而同期农业增长率分别为5.5%和2.0%，城乡发展严重不均衡，且差距持续拉大。
城乡收入悬殊，大量破产农民和农村青年涌入城市，一方面给城市的住房、交通、环境卫生带来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农村发展滞后，既无法满足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又无法为工商业产品提供市场，严重制约了韩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
农民对现状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在1967的总统选举中，朴正熙只获得了51.44%的选票，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农民们将选票投给朴正熙的竞争对手，这引起了朴正熙的警觉。在1971年的总统选举中，朴正熙的得票率为53.2%，而他的对手金大中是45.7%。如果不是有现任总统的光环和资源，朴正熙能否胜过金大中还两说。
得胜之后的朴正熙搞出了“维新宪法”，全面推行专制独裁统治，引起了反对派的强烈不满，朴正熙的统治面临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朴正熙为了提升自身及所在民主共和党的威信，将突破口选在了农村。如果能解决农村问题，改善农民生活，朴正熙政府必将获得农民的大力支持，其统治也会更加稳固。
除了国内因素之外，新村运动还有国际因素。
当时，半岛北方的“千里马运动”成果斐然，农业部门初步实现了水利化、电气化、机械化、化学化。1964年半岛北方农村就已经有93.3%的里（类似于村）和71%的农户用上了电，1966更是全面废除了农村赋税，农村发展全面碾压半岛南方，令韩国政府倍感压力。
另一邻国日本，更是早在战败后的第二年便推出了乡村振兴政策，60年代又相继提出了“产业振兴”和“造村运动”，农村现代化进程一路狂飙，引领亚洲风骚。
横向对比才能看到差距。同样人多地少，同样起点低，为什么日本、朝鲜能解决农村问题，而韩国农民要忍受贫困的折磨？
二1969年8月，朴正熙在视察庆尚北道水灾时，看到当地农民在生产自救中，改善了村庄的生活居住环境，深受启发。朴正熙意识到，只要农民们自立、互助，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的，而政府要做的就是，激发农民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热情。
1970年4月，朴正熙在地方行政长官抗旱会议上，号召官员们以真诚的态度帮助农民，让农民以自助、自立的精神为动力，迅速生产自救，建设新村事业。新村运动的设想由此形成。恰好这一时期韩国水泥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严重，于是政府决定利用水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村运动由此发端。
以1979年朴正熙遇刺为界，新村运动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71年-1979年，第二个时期从1980年开始，但结束时间没有定论。
第一个时期是新村运动的黄金时期，主要成果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大体而言，新村运动的第一个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1—1973年，主要内容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选择基础设施，是因为基础设施是后续发展的基础，也更容易出成果，进而获得农民的拥护，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
从1971年开始，韩国政府为3.5万个农村免费提供水泥，每村335袋，平均每户4袋，要求农民在农闲时期，开展政府拟定的20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拓宽村庄马路，修缮房屋、厨房、厕所，改良水井，架设小型桥梁，修建公共澡堂等。
第二年，政府根据第一年的建设情况调整政策，对于建设得比较好的村，再提供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作为奖励，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政府还将农村分为自立村、自助村、基础村三个类型，政府物资只分配给自立村和自助村，最差的基础村想要获得援助，必须通过自身努力升级为自助村。总之，政府不养懒汉，也不帮助没有进取心的巨婴。
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会出现一些恶心现象，比如有些男人想把水泥卖了换酒喝，但这种行为遭到了妇女组织的强力反对，妇女们要求将水泥用于改造土灶台，改善居住环境。
在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充分解放、组织、动员此前备受压制的韩国农村妇女，让她们积极参与到新村建设之中，相对男人而言，她们有着更强烈的改变命运的决心，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不亚男人的作用。
通过一阶段的努力，新村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农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
三第二个阶段是1974年—1976年，新村运动的重点转移到了农民增收上，这也是新村运动的重点。
农民增收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高产优质水稻；二是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经济作物，山区发展牧业和林业，建设村办企业，由政府提供政策、财政、以及技术支持；三是政府兴建一些为新村运动服务的大型项目，如道路建设、土地开发、植树造林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帮助农民增收。
第三个阶段是1977—1979年，这一阶段新村运动的效果已经充分显现出来，需要充实和提高。这时的重点是发展畜牧业、特色农业以及农村工厂，同时积极推进农村金融业、保险业的发展。
通过近10年的努力，韩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截止1978年，每村都修建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村村通全部实现，1977年，韩国农村中茅草屋已不复存在，农民们几乎都住上了瓦片和铁皮屋顶的房屋，此外，村民们还自发修建了很多水库和蓄水池，解决了自来水问题。
1979年，韩国农村中煤油灯消失，全国98.7%的农户用上了电（电力建设费用中，政府以长期贷款的名义承担80%，电力公司出13%，农民承担7%），电风扇、电烫头和收音机已经普及，电视机正大规模下乡。为了方便联系，政府还为每村安装了1部电话。
粮食生产方面，随着高产水稻的推广和科学种植技术的普及，从1972年到1977之间，韩国大米从3.34吨/公顷提升到了4.49吨/公顷，单产提高了近50%，1977年韩国水稻产量达到了4200万石，首次实现了大米自给。据当时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各国耕地生产率调查显示，韩国农村每公顷平均产量达6164公斤，位居全球第一。
1967年，韩国农民家庭收入为12456韩元，到1976年，这一数字为96355韩元，增长近8倍，1979年，农民收入达到了城市工人收入的84.7%，这意味着此前的城乡差别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生活富足的同时，新村运动中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没有落下。在乡风文明建设中，韩国妇女起了主力军作用。
在创造洁净环境的活动中，妇女们喊出了“创造洁净环境，就是自己负责自己家乡的环境”的口号，她们组织起来，进行环保宣传和垃圾分类，比如禁止小孩乱扔泡泡糖和男人乱扔烟头，坚决与破坏环境的现象作斗争，将脏乱差的农村形象一扫而空。
搞生产建设的同时，农村妇女们还在闲暇时参与各种积极健康的活动，如家庭园艺、家庭时装、唱歌、插花、幸福家庭管理，对于农村中的赌博等恶习，妇女组织则举行焚烧扑克牌活动以示抗议，此外，妇女们还身体力行组织年老父母集体旅游、农忙季节集体互助做饭，改变婚丧嫁娶中的落后习俗。
总之，在建设整齐洁净村庄、净化社会风气方面，韩国妇女充当了先锋和主力军作用，其自立、觉醒、识大体的特质，对新村运动的精神文明建设，功莫大焉。
从整体上看，新村运动极大地解放了韩国农民的思想、改变了农村的精神面貌。在此之前，农民的口头禅是“我们不行”，在此之后则变成了“做就能成功”，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深入人心。国民自信心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四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韩国新村运动的措施似乎很简单，但效果却很不一般，二者之间似乎是弱相关的关系。
的确，振兴乡村的措施就是那些，如改善农村基础设置，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农村企业发展，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等等，绝大多数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只有极少数国家取得了立竿见影效的果，大部分国家搞了几十年搞不出个所以然。为何？
农民都是差不多的农民，地都是差不多的地，不同是政府的态度、决心以及施政水平。
以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是一个政治强人，其18年的统治基本可以归类于威权统治，政府几乎主导了国家的一切，而朴正熙的领导风格正如军人一样，简单直接，干脆果断，高效务实，富有魄力。新村运动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离不开朴正熙政府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推进。
巨额的财政投入是必须的，但如何激发农民的奋斗精神才是新村运动成败的关键。
1972年3月，朴正熙颁布总统令，组成了由政府各部次官级及以上的官员组成的新村运动推进协议体系，之后全国自上而下直到村，都成立协议会，做为新村运动的指导机构。
纯粹的官方机构显然不足以调动农民的热情，朴正熙认识到必须从农村选拔优秀的领导人，带领农民参与到新村运动中来。1972年韩国政府设立了中央研修院，以及14所全国性培训机构和10所道级（一种行政区划）培训机构，专门为新村运动培养带头人，带头人由村民推荐选举产生，没有报酬，只有精神奖励和一些政策照顾。
早期，带头人的培训课程包括五个科目：成功农民演讲，小组讨论，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农作物生产技术，桥梁建造农舍翻新以及自来水供应等工程。从1973年开始，女性村庄带头人也开始参加培训。这些参加培训的带头人，结业后担负起了劝导农民和以身作则的核心角色。
在培训过程中，朴正熙认为有必要让社会上层了解并参加到新村运动中来，于是又开始动员政府高级官员、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以及工商大佬参加研修院的培训，这些人不分职业、阶层、年龄，一律与农村学员同吃同睡，从中了解农村情况，倾听农民心声，反思自身行为，并利用自身影响力支持农村兴利除弊。
此外，政府还动员基层公务员下乡参与劳动，组织教师和技术人员到农村，指导农民进行村庄规划建设，修建房屋、桥梁、道路，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培训等。对于优秀的村庄，政府还会提供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直接发放到户。
五除了政府组织之外，朴正熙还推动建立、完善了一系列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如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协组织、农村经济研究组织、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妇女组织等，这些都是为新村运动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为农民发声。其中，农协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在组织农业生产，寻找农产品市场，参与制定农产品价格中，拥有巨大的发言权，能够为分散的小农撑腰，千方百计维护农民的利益。
在村庄，各村纷纷修建了村民会馆，用来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等活动，展示村庄的各种统计数据和发展蓝图。在这里，村民们能一清二楚地了解本村的情况，并发表自己对村庄建设的意见，民主决策，齐心协力，为村庄建设献计出力。
新村运动是由韩国政府主导的，但政府并没有越俎代庖，而是始终坚持以农民为建设主力，政府只是引导者和辅助者，注重激发农民的自主性。
在推动新村运动的过程中，政府非常注重方式方法，从小到大，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富有节奏感，先让农尝民到甜头，调动农民的热情，让他们自愿参与到建设中来，不搞强迫和一刀切，村庄事务由全体村民充分讨论，达成一致后再实施，还通过差别对待，给予发展好的村庄以奖励，以鞭策发展差的村庄奋发努力。
当然，主导如此庞大的运动，必须建立一套严密完整的监督考核制度，否则运动很容易出现形式主义和表面工程。监督说难很难，说简单也简单，关键是敢不敢让人监督。新闻媒体如实报道，农民表达渠道通畅，民间组织敢于发声，总统时不时去农村视察（反正国家也不大），再加上内部监督制度发挥效力，基本能达到监督效果。
六任何事物事物都不可能完美，韩国新村运动也一样，存在官员好大喜功，农民负债重，农药化肥污染，未能摆脱小农经济的困境等问题，但是相比其成就而言，这些问题是次要的。
随着朴正熙被刺杀，加之新村运动提升空间变小，新村运动逐渐式微，全斗焕上台后，新村运动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即国民自发运动阶段，从之前的政府主导逐渐变成了民间主导，80年代末，新村运动基本结束。
新村运动是韩国自行摸索出的一条农村现代化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运动开展到现在，先后有100多个国家派人前往韩国学习、考察新村运动的经验，但学成的寥寥无几，由此可见，新村运动具有韩国特色，需要高水平的人灵活借鉴。
经过70年代的高速发展，韩国农村不再是韩国奔向现代化的沉重负担，而是韩国崛起的坚实后盾。在新村运动全面铺开之际，韩国开始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工农两开花，共同支撑起了韩国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江湖地位。
【参考资料】
金光熙：《试论新村运动——兼论新村运动的政治因素》
马芳：《试论韩国新村运动》
李显刚：《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考察报告》
韩荣枰：《韩国的新村运动及其政府角色》
孙雪岩：《新村运动视野下的韩国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