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派出所户籍警察左安民不久赶到，当他把卧室落地钢窗上的傅雷和妻子朱梅馥从自缢的绳套上解下时，二人的生命已经永远静止了。
警察左安民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上面写着：“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遗书最后说：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这是傅雷和妻子朱梅馥留在世界上最后的文字。
01
傅雷，一九零八年四月七日出生于上海，因出生时哭声洪亮，如同打雷一般，所以取名傅雷，字怒安，号怒庵，这暴躁可见一斑。傅雷的父亲在他四岁的时候去世，是母亲将他带大，供他上学念书。
在读中学时，傅雷就参加了各种学生运动，但随着校方的严厉管制，傅雷的母亲生怕他受到牵连于是赶紧把他带回了家里，知道后来风声停息了些才继续返城念了大学。
一九二八年，傅雷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他去往了法国的巴黎大学，在那里学习艺术理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为他后来创作和翻译各种名著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年后的一九三二年，傅雷与朱梅馥结婚，这对从小青梅竹马的恋人终结秦晋之好，傅雷给她取了个法文名玛格丽特，即歌德《浮士德》女主角，傅雷还嫌她的原来的名字“梅福”俗气，为她改名“梅馥”，这才有了朱梅馥这个名字。
他们一家住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的一个独立的庭院，小楼为三层西班牙式建筑，黄墙红瓦坡顶，院门掩着，里面铺着灰色地砖，寂静清冷。
1949年12月，傅雷夫妇搬入这里，直至去世。据说，当年小楼的一楼为客厅、餐厅，二楼为傅雷夫妇的卧室、书房，三楼则是两个孩子傅聪和傅敏以及保姆的卧室。
朱梅馥是属于那种相夫教子的女人，她照顾傅雷的生活，帮助他整理材料，还能和他的朋友们对饮畅谈，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实在是难得，比如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回忆朱梅馥时就写道：“梅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一生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她写得一手端秀好字，著名的《傅雷家书》便是由她誊抄和留底的…… ”
可见，朱梅馥的确不同一般女子，还真是，虽然傅雷一身才气，朱梅馥也不差，从小琴棋书画都学过，所以两人配合得甚是默契，虽然朱梅馥性格温和有一副菩萨心肠，但傅雷不是，他的脾气稍显暴躁，比如有次儿子傅聪不知是犯了什么错，惹得傅雷一顿教训，最后把一个瓷盘摔在了地上，弄得傅聪脸上被划伤，傅雷的暴脾气可让朱梅馥吃了不少苦，可她都扛了下来，正如她自己所说：“ 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难免。”
当年，傅雷夫妇在小院内种了不少花，如玫瑰、月季，每逢花季，便满是花香。傅雷辛勤地在书案上耕耘，朱梅馥料理着全家的生活，不离不弃地伴随着夫君，帮助傅雷整理书稿，花香伴随着书香，他们在这里过着幸福而温馨的生活。
这是傅雷居住最久，成就亦最多的地方，他译著中的经典，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都在这里完成。至于几十万言的《傅雷家书》，也是他在这里用毛笔一一写就的。
然而，他们宁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
02
1956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傅雷真诚地参与。
朱梅馥给儿子傅聪写信说：“爸爸开会回家，还要做传达报告给我听，真兴奋。……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傅雷还特别发表了文章《大家砌的墙大家拆》来批评少数党员的政治优越感和一些党外人士的政治自卑感。
这是书生在面对政治时的一种单纯和天真，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情怀。痛切、热烈、天真无邪地为自己的国家奔走呼号。
这种热情洋溢的投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对一个有着明显士大夫气质的中国文人来说，一切似乎又是那么顺理成章。
傅雷是1908年出生的，那时候还是清朝，他经过了民国，他希望这个国家进步向上，希望这个民族兴旺发达。从1949年以后，战争没有了，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充满感情，他们乐意接受这样的领导，所以他们愿意投身于这样的革命，从事革命的工作。当时，有良知有同情心的书生，即便人在精英阶层，生活相对优裕，但是良心上道德上会偏向左翼，何况中国有儒家传统，强调道德感和家国天下。
然而，不久，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随后《人民日报》社论开始批判《文汇报》，作为社外编委和《文汇报》主编徐铸成的好友，傅雷成了运动的对象。
一场“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持续不到一个月，暴风雨就突然降临。
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宣告为右派分子。之前傅雷就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雷却再也不能幸免。
当天夜里，傅雷夫妇在家里沉默地坐着，许久他才开口，然后欲言又止：“如果不是阿敏（傅雷的小儿子傅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或许，这份赴死的念头还可以再往前推。陈丹青回忆，傅雷建国后从香港回到大陆时，据说身边带着毒药，“所以他很早就有这个打算。他内心还是一个‘士’，‘士可杀，不可辱’。老派文人都有底线的，这就是底线之一。”
03
1966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终于砸开了傅家的大门。其实傅雷本与音乐学院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音乐学院会来抄家，是因为当时的钢琴系主任李翠珍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学，当初从香港回来时给傅雷写过信征求意见。此时李翠珍已被打成特务，这封信自然成了傅雷是潜伏特务的罪证，顺着这条线索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当然把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傅雷。
抄家时，红卫兵在傅家的阁楼里发现了一只箱子，里面有一面小圆镜和一张褪色的画报，镜子的背面是蒋介石像，而画报上是宋美龄。阁楼本来是傅敏的卧房，傅敏去北京以后，房间被当作杂物间，这只箱子则是傅雷的妻姐建国前寄存在傅家的。傅家从来没有打开过，如今这两件东西却成了无法解释的变天罪证，迎接他们的只能是猛烈的批斗，以及未来可以想见的无止无休的凌辱。
到了这个时候，傅雷，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经过从这年八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饱受了三天四夜批斗后，傅雷宁死不屈，在绝望中想到了死亡，当朱梅馥看着眼前这个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丈夫，她知道此时再多的言语，再大的宽容也无法拯救傅雷，想着未来还会有无数的惨无人道的批斗，就不禁绝望，朱梅馥选择了与他一起赴死，君死，吾也不苟活，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正如在书信里告诉过他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现在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在1966年9月3日的凌晨，死亡之前傅雷写下上述遗书嘱咐了后事，将存款赠予保姆周秀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在写好遗书之后，傅雷夫妇怕凳子碰倒后发出声响，先在地上铺好棉被，然后将床单撕条打结，随即自杀。
两个知识分子，优雅温文，却被红卫兵们连日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可在他们舍弃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却还记得家中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优雅与温厚吗？那也许是中国最高贵的一代知识分子。
这一年，傅雷五十八岁，朱梅馥五十三岁。
04
而在此前四天，这位曾翻译过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大翻译家刚刚经受过红卫兵抄家和四天三夜的批斗罚跪，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贴满了大字报。尽管他们已对灾难有所预料——8月23日的时候，傅雷就对妻子说过：“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要砸就让他们来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但当风暴真正袭来时，政治的铁拳还是将仅存的那一点尊严击得粉碎。于是，他开始为自己的死亡准备一切：8月27日，与朋友告别，宣布自己会带着夫人一起走；朱梅馥也曾对傅雷说过：“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
那时她死心已定、去意已决。青年恐怖组织成员带着胜利的得意，绝尘而去。面对满地的狼藉，她对保姆周菊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乾净的来。”
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大约在晚上八点左右的样子，夫妇俩吃晚饭，朱对周说：“明天小菜少买点。”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看过遗书手稿的作家叶永烈说，遗书那么长，没有改过一个字，一口气写下来的；3日凌晨，先把浦东土布的被单撕成长条，然后拧绳打结拴在窗框上，又在地板上铺好棉被，防止自缢时踢倒的凳子惊动邻里。
这令人想起了苏格拉底之死。这两个从完全不同的信仰背景里生长出来的智者，面对死亡却显示了惊人相似的冷静：据柏拉图回忆，苏格拉底在众多弟子肝肠欲断的哭泣声中兴致勃勃地接过了盛有毒鸩的酒杯，脸上竟没有丝毫的慌乱和忧惧。当无情的毒药发作到腰部时，他掀开了脸上的白布，说：“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从这个角度上看，傅就是苏格拉底在远东的忠实兄弟，他在遗嘱中事无巨细的钱款处理，不妨看作是对“苏式死法”的下意识摹拟。
我们无法知晓在踢翻凳子的那一瞬，傅雷心中的真实想法到底是怎样的，老舍才在十天前投河自杀。死，可能会彼此带动，他人的自杀，有时是一种启示。这里有中国知识分子以死明志的传统。
我们看看傅雷的爱妻朱梅馥在1966年9月2日的下午，也就是她在辞别这个世界时所留给我们的最后信息。
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但验尸报告告诉我们，傅比朱早死两小时。也就是说在这两小时里，一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爱人先她而走，看着她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挣扎死去。
这对朱梅馥来说，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
死亡按照预想的步伐，顺利来临。傅雷如愿地守住了他最后的体面和永远的解脱，或许还会看见一个他理想的天地。因为他说过：“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雷之死成了一个符号，不仅把傅雷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这个民族的灵魂之中，也成为那场红色风暴一个醒目的注脚。
05
死亡依然没能解脱傅雷的灾难，他和妻子的骨灰只能停放在万国殡仪馆，无人认领。
这时，一个戴着口罩的二十九岁姑娘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把骨灰取走了，并用傅雷的原名傅怒安存放于永安公墓。这个姑娘名叫江小燕，其实她与傅雷素未谋面，用今天的话说，只是个路人。
多年来，江小燕拒绝一切采访，连傅家兄弟的感谢都一再婉拒。在她的眼里，当年所做的不过是小事一桩，是她应该做的，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多提。
江小燕出生于画家之家，本来生活无忧，写得一手好字，还弹得一手不错的钢琴。后来她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所以她对右派有一种自然的同情之心。她最要好的一位高中老师被打成右派，当时要她去揭发，但她坚决拒绝了，也因此她被批判立场不稳，失去了大学录取资格，也不能参加工作。又因为学钢琴，她对傅聪耳闻已久，也听过傅聪的演奏会。所以当她得知傅雷夫妇自杀而且骨灰无人认领时，便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殡仪馆。
这位傅雷译作的普通读者，这个与傅家非亲非故的无名女子，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钢琴老师的家里，获悉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就立刻变得内心不安起来。当她得知，当时有规定：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存留尸体和骨灰，就毅然决定了自己的营救行动。她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她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举哀，以礼敬拜，一切安顿就绪，她回到家中，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刚刚寄出，她就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她一直含辛茹苦过着一种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
只是这件事从此成了压在她心头的一块石头，就像那只等待脱掉的第二只靴子，终日折磨着她，惶惶不得安心。直到一天早上，她正在吃早饭的时候听见广播里说要举行傅雷的追悼会，她才彻底踏实下来。
1986年左右，四十多岁的江小燕终于圆了大学梦，之后当过老师，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如今，80岁的她早已退休，一个人住在上海远郊——文革中，差一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她错过了恋爱成家最美好的年纪，于是终身未嫁。傅敏一再希望叶永烈能带自己去见见江小燕，尝试多次后，江小燕总算同意在学校里见面，但当叶永烈拿出相机想给二人合张影时，江小燕还是摆了摆手。她总说：“让我平静地过日子，我不希望再受到打扰。”
反观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浩劫，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没有罪的；然而，却有一个弱女子是行义的，那就是江小燕。
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她懂得巴尔扎克吗？她明白傅雷的“信达雅”的翻译技巧吗？肯定不！指引她的仅仅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善良天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承担了一个种族集体的罪恶。
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祖国二十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陌不相识的“干妹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但这个婵娟式的女子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音乐会一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如同一片树叶落入深秋的荒原，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
2013年10月27日，傅雷朱梅馥的骨灰落葬于南汇故里，这对至死不渝的伉俪终于得以葬于一穴，长眠故里，实现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叶落归根。
高1.8米的墓碑上镌刻着那句“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傅敏在碑前一字一顿地诉说着给父母的安魂心语：“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爸爸妈妈，你们在这安息吧！”
风中飘荡着傅聪弹奏的莫扎特和肖邦的钢琴曲。
06
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傅雷最后几年里精神步步退守的大致轨迹。大约从1959年起，他基本上闭门不出、埋头著述。在贫困和神经衰弱、关节炎、眼病等多种疾患的折磨中，翻译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幻灭》三部曲等多种著作。此外，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成功地培育出英国玫瑰达50多种。
“红卫兵”急骤的敲门声击碎了桃花源主人欲辩忘言的“修身”清梦。也就是当心性高傲的主人一觉醒来，发现温顺的狼毫、宁静的书台、旖旎的玫瑰花丛已不复存在，他已别无退路。高超的哲人教导我们，“入世”不得就去“出世”，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当无“世”可“出”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傅雷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们，那就是——离开。
大约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被当地的土豪劣绅诬告，入狱三月，幸得母亲倾其全力救出，但终因痨病加重，不久便衔冤而逝。家道从此迅速中落，两弟一妹相继夭亡，只剩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地过日子。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傅雷的愤世嫉俗起因于他的幼年失怙，但毫无疑问，这些童年时代的悲惨遭遇为傅雷早期人格的成长起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他取名为“雷”，字“怒安”（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义），把自己的住所叫“疾风迅雨楼”，并赫然印在自用的稿纸上。
当年，傅雷夫妇在小院内种了不少花，如玫瑰、月季，每逢花季，便满是花香，可惜文革时被抄家的红卫兵摧残殆尽。
其实，在此之前，傅雷已屡遭打压。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译著的印数稿酬亦遭停发，日子艰难，但他仍坚持工作。1966年上半年，山雨欲来，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傅雷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初夏时，老友周熙良来探望他，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施蛰存也曾回忆他最后一次前往傅宅的情形。那是1966年8月，住在附近的他自然也难逃文革之劫，在遭遇了一场批斗后，他想去看看傅雷的情况，“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的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之后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傅雷夫妇自尽的消息。
后来，在傅家工作了十一年的保姆周秀娣回忆，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她生病了，傅先生拿医药费给她，让她去看病，她若不肯，傅先生就发脾气；傅太太温柔文雅，十几年来没发过脾气，总是笑嘻嘻的。
抄家后，不但搜出了莫须有的“证据”：一面小镜子和一幅旧画报，还是在亲友寄存傅家的箱中搜到的，连亲友寄存的财物也被红卫兵们劫掠，所以，傅雷在遗书中还写道：“……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交待得如此清楚。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了一个世界。”孤独了的赤子，才有这样的情怀，才有这样的气节；孤独了的赤子，才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契相抱相接。赤子不允许尊严被霸占，不允许灵魂被玷污，赤子的人格与价值是孤独的存在。
窗外，秋风荡涤着树上的叶，撕扯着叶的赤子情怀。叶，不可抗拒地飘荡、摇曳，虽然自由、洒脱的如漫天飘舞的彩蝶，但终究会孤独、寂寞地离开。叶的凋落看似孤独无奈，叶的命运看似任由秋风主宰，实不知叶落归根的一刹那，我分明看到了叶的如花笑靥。
赤子孤独了，将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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