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桑德罗.佐渡洛夫斯基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提倡白话文，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二十世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
胡适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1917年夏回国。曾任民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一生跌宕起伏，作为性情中人，胡适宽大为怀；作为书生大使，胡适酷爱自由。宽容与自由是胡适生命中的两大主旋律，贯穿终生，造就了一个多面的胡适，如一面多棱镜矗立在世人面前。
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李敖说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
胡适曾经发誓20年不入政界，不谈政治。他的宗旨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不受党派的左右，批评所有不民主、反科学的行为，做政府的诤友与谏友。对于当时的政府，胡适批评尖锐激烈，但是总能让当局感到一种善意和苦心，不能与鲁迅寒光闪闪的“匕首投枪”混为一谈。
鲁迅在北京扔掉了他的古碑抄本，发表了惊世骇俗的《狂人日记》，教人认清旧礼教对人的禁锢和摧残。吴虞在成都受到启发，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一海啸般的口号。
胡适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论述振聋发聩：“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先后参与创办过《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刊物，却始终没有解决好相对独立的资本动作与相对独立的言论立场的两难悖论。办一个像美国的《新共和》那样货真价实的同人刊物，也就成了胡适一生当中最为纠结的未遂梦想。
长期以来，自由是被严重曲解甚至是污蔑了概念。如果你说自由，那么立即就有人把它与“自由散漫”、“懒散”、“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密切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自由也不例外，自由是有限度的，没有人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自由也不能被贬低成与流氓品性相通的一种状态。
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无视良知，将意味着我们失去独立思考，失去勇气，必定会陷入群盲状态。历史上众多的群体作恶事件，皆由此来。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满清的统治下，人人有病。什么病？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了今日的文明世界。
一个良好秩序的社会，必然是一群充满正义感的人，而不是卑躬屈膝唯唯诺诺的小人占主流。一味地去讨好，去谄媚，一切荒唐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当我们所有人面对“主流”观念时，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来获得自己的观点，即使与大多数人相背，也请坚持自己的观点，做一个拥有独立自由思想、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