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中,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其实,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望文生义,肯定会得出完全错误的判断。
我们的传统说法是,1856年10月,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
“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已过期。10月8日傍晚,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初据理力争,但旋又妥协退让,将全部人犯送到英领事馆。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等待援军,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
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反《中法黄埔条约》,从广州潜入自行进入广西林县进行传教活动。因包庇违法教徒,马赖于1856年2月被广西西林县信任知县处死。1857年,法国政府遂以此为借口,与英国联兵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英法等国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
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暗地里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是五年。
1847年,英国人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一见英国人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傻傻地等了两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根本不讲信用,被几个官员给耍弄了。
再说说修约事件。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
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弃守逃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孤立无援,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6月13日,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
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咸丰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大败。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意思说: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
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咸丰这回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扣押外交使团,这是国际法之大忌,即使在中国古代,还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约定,何况是进入了19世纪。这件事立刻世界震动,于是英法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
在近代史上,由中央派代表与西方列强谈判拟定的约章,往往每被皇帝贸然一笔推翻,这反覆的态度激怒了西方,因此认定中国人了无信义、欺善怕恶倒是事实。
额尔金还特意提出了一点,一定要焚烧圆明园。在10月18日放火烧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印的《圆明园》等资料记录了当时情形,居住在圆明园周围、海淀一带,上万民众连日到圆明园抢劫。局势平息后,朝廷从当地民众手中收缴回大量文物珍宝。由此可知,圆明园被劫掠焚毁,“主犯”罪魁祸首自然是英法联军;但那些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国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共犯”,这些“奸民”难逃其咎。
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真是鼠目寸光又夜郎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