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怎样接受皇权的？
——《中国文明的反思》节选
蕭建生
周王朝建立的分封自治制度，在中国实行了800多年，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制度给人民带来了高度的自由，给社会带来了繁荣。人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所以秦始皇消灭六国之后，要求建立分封自治制度，是当时社会人心所向。
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不久，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会上，文武大臣和儒学博士淳于越等人，都要求实行分封制度。结果遭到秦始皇的镇压。
焚书坑儒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有陨石落于东郡。石上刻有一句预示吉凶的谶语：“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一谶语显然是一种民意的表达。可是秦始皇不但不因此反省自己，反而大肆追查。然查无结果，秦始皇只好将陨石周围的居民全部诛杀，燔销其石而了事（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皇权当时也没有被神化，皇帝还是被看着是普通人。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还曾描写道，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巡游时的宏伟场面，刘邦说，真是太雄伟了，大丈夫一生就应该这样，而项羽说，我可以取而代之。后来，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时，曾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都证明，皇权授命于天的思想当时还没有产生。加之秦始皇横征暴敛和残酷屠杀的暴政，使当时的民众对皇权产生了极度的恐惧和反感，并进行强烈的反抗，所以，恢复西周时期的分封自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文明的创新，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经过秦末农民大革命之后，分封制没有得到恢复，却反而让中央集权制度在后世逐步得到巩固呢？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秦朝末年的农民大革命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人民中培育了强烈的反革命情绪，他们对秦朝暴政的仇恨和革命热情，在秦末的大革命中完全被化解了。这种强烈的反革命情绪导致他们对和平的极度渴望，对生活稳定的殷切期盼，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国人终于放弃了对分封制度的追求，接受了皇权专制的事实。这就是中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革命和战争是暴力的行为，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血流成河，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空前的摧残。秦末农民大革命，是中国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乱，在此之前，只发生过2次改朝换代的全国性战争，一次是商汤推翻夏桀的战争，一次是周武王推翻商纣的战争。但这2次战争，第一是时间很短，规模不大，对人民的生活没有大的影响，第二是汤武都是具有开明的政治理念的人，特别是周武王夺取政权后，迅速改变了商朝重死人不重活人的观念，把对活人的尊重放到首位，因此才有了西周分封自治制度的产生。
但秦末战争就不同了，它不是六国贵族复辟分封制度的运动，而首先是一场的由被压迫的农民反抗秦朝暴政的革命战争，秦朝推翻后，发生的楚汉战争则完全是项羽和刘邦为争夺国家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耗时8年之久，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对平民屠杀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场战争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农民干的，他们没有开明的先进的政治理念，开始是反抗官府，后来以争权夺利为目标，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历史记载，经过秦末社会的大革命，到汉朝初年，全国人口锐减，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以致“人相食，死者过半”，十室九空。当时物价飞涨，一担米卖到一万钱，连刘邦所乘坐的马车，也配不齐4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们只能坐牛车上班，整个社会一片残破凄凉的景象。
在生存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在反抗秦朝暴政中迸发出来的巨大的革命热情，迅速地消失了。革命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带来的只是杀戮和极度贫穷。对一个快要被饿死或者快要被杀死的人来说，他需要的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食物和安全。所以他们在对生存和社会安定的强烈渴求中，对秦末农民革命极度厌恶，产生了强烈的反对情绪。
他们意识到，一个强盗来抢劫，总比许多强盗来抢劫要好。宁为太平犬，不当动乱人，虽然没有个人的自由，但总还是有一口饭吃，能够活命。长期的军阀战争，搞得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不堪忍受，不如接受皇帝一个人统治好。而春秋战国时的六国贵族此时也没有能力反抗了。还有那些儒家的知识分子，此时也开始依附强权，谋取个人的前途，不想反抗了。因此皇帝专制制度在西汉初年的巩固，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共同妥协下实现的。人民群众这种强烈的反革命情绪，是刘邦能够建立皇帝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起码刘邦让社会安定了，不再打仗了，人民可以安心生产了。可见，人民中的反革命思潮使刘邦改朝换代、皇权专制得以实现。
第二，项羽的错误导致了社会的动乱，让刘邦阴谋得逞。
项羽不是一个具有皇帝专制思想的人。他领导秦末农民战争推翻秦朝之后，就顺应民心，实行了分封自治制度，从而废除了皇权，改变了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当然项羽也可以不消灭秦朝，而是在保留子婴皇位的前提下，弱化皇帝的权力，然后建立联邦式的国家。但是由于秦朝的罪恶实在太大，难以得到民众的谅解，所以当时消灭秦朝是大势所趋。
但是，项羽在分封诸侯的同时，却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他没有取消诸侯的军权，没有改变诸侯军政合一的宗法世袭制度，没有像西周那样，建立地方诸侯、大夫等层层分封的权力制衡机制，更没有像西周社会那样，建立由国人选举地方官的制度，也就是说，他只是对军事将领分封土地，没有对国家的政治进行新的制度设计，没有建立起公平的政治竞争和市场竞争的机制。历史的悲剧因此产生。
当时，中国的文明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它既可以向民主制度转变，也可以向专制制度转变。因为那时中国人还没有被皇权奴化，还具有蓬勃向上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还关心国家政治，还有反抗的意志，还有人权观念。所以，皇权在当时还没有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还不能为人民所接受。当时的人们普遍还是相信，只有分封制度才符合人心。因为分封制度是一种地方自治制度，是一种比较符合人性的制度，是中国人当时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制度。在分封自治制度下面，有人才、贸易和学术的竞争，有言论、思想、迁徙的自由，有私有财产的权利，人们还有机会来选择自己居住的国家，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命运还可以由自己来掌握。如果项羽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具有超越时代的政治眼光，他就可以在分封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代之以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模式，从而扭转中国走向皇帝集权专制的历史车轮，而带给中华民族一个崭新的社会。
可惜项羽不是政治家，他没有现成的民主、共和政治的设计可以模仿，在秦朝灭亡、除旧布新的历史关头，为了顺应民意，尽快让国家恢复秩序，他只能进行简单的分封，没有按照西周层层分封和国人选举地方官的政治模式来设计他的国家。更严重的是，他没有剥夺掉这些诸侯王的军权，反而容忍这些诸侯王发展军事势力，这就对社会的稳定造成致命的威胁。加上他本人在用人上的错误，使很多有才能的人投向了刘邦，使他对诸侯王控制的能力越来越弱。结果，不但文明没有进步，社会没有稳定，经济没有发展，反而诸侯坐大，军阀混战，战火再度燃起，天下再次大乱。项羽的政治实践失败了，并因此而背上了千古骂名。历史证明，在中国这个迷信“一山不能藏二虎”和“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思想的国家，暴力革命，特别是农民革命，根本没有产生民主、共和制度的可能性，而只能导致专制的产生或者让社会陷于动乱。
第三，冷水煮青蛙现象。
皇权之所以能够最终在中国巩固下来，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你把一只青蛙放到滚烫的开水里，这只青蛙就会迅速跳出水面，逃出险境。但如果你把一只青蛙放到冷水里，这只青蛙就会没有警惕，而在锅里嬉戏。然后你慢慢将水加温，这只青蛙也会慢慢适应水温的上升，不会意识到面临的危险。等到水温上升到青蛙受不了的时候，它开始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可是这时候它已经没有跳出铁锅的力量了。这只青蛙就这样被煮死了。
秦朝废除封建制度而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是以雷厉风行的手段进行的，十分残忍，就像把一只青蛙丢到开水滚烫的铁锅里，人民迅速意识到它的危险而将其推翻。可是刘邦却是把人民丢到装着冷水的铁锅慢慢煮，慢慢加热，人民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慢慢适应了水温的上升。等到人民意识到它的危险时，却已经没有能力跳出这个专制的铁锅了。专制的开水终于把人民煮死了。
刘邦比秦始皇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也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所谓的“一国两制”，一部分地方实行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另一部分地方实行分封制。对他自己能够直接控制的地方，就实行郡县制，派官管理。对那些在战争中有功的大臣，如韩信、韩王信、彭越、英布等人，就封他们为诸侯王，以消除对立情绪，稳定社会。可是等到自己的地位稳固后，刘邦又迅速地诛杀了这些诸侯王，然后再封自己的刘姓子弟为诸侯王。
刘邦就是用这样稳步推进的措施，逐步实现自己专制的目的，又不至于违反民意，造成社会动乱。后来，到了景帝、武帝时期，又慢慢削去同姓诸侯王的封地，逐步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目的。到了这时，已经过去了几代人，人民对分封制度已经逐渐淡忘了，没有什么印象了，已经逐步适应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了。加上汉武帝的刑法非常严厉，军权高度集中，人民虽然有很多不满，但是也没有到无法生存的地步，还没有到发展对这个社会进行拼命反抗的程度，使得这个专制制度能够巩固下来。
蕭建生，历史学者，著有《中国文明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