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北京顺天府，以都会之尊，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来攘往，骈阗辐辏，是全国最繁华的商贾凑集之地，因此统治者在京师九门置税司，设关吏，征收入城通商的百货榷税，自明代起，便日益繁苛，成为朝廷财政收入“度支所赖”的大项。明代宣德四年（1429），设正阳门宣课司和崇文门宣课分司，委都察院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于城门察收商税，时称“钞关”。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升崇文门宣课分司为宣课司，自此，京师九门之税专于一门，据《春明梦余录》载，至明天启五年（1625），崇文门榷关税额已近九万两。明代京师九门征税之权，皇帝交由内官职掌，这些太监们大都纳贿中饱，勒索客商，弄得国亏民怨，积弊甚多，所以当时民间称崇文门为“鬼门关”。
一
清王朝定都北京后，征收榷税、设关置司，基本上因袭明代制度，但对崇文门税关的管理，却有异于前朝：顺治年间，革除了由中官职掌九门榷税的制度，隶属于户部，每年由户部和内务府各遣满族司员一人为正、副监督，督率关吏，将应征税务的条款，“详刊木版，竖立关口街市，并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印颁发，照章征收，如有偷漏，拏获议罚。分口税局，另派胥役家人分任其事，严禁需索，法令至为详备。”①清初，征百货商税者由户部管理，称作“工关”。崇文门税关衙门仍称宣课司，亦称总税局、总税务司，治所在入崇文门而西的西城根三条胡同内（见《燕都丛考》第二编）。其主征百货之税，虽隶属户部，却是由内务府与户部共同派员管理，而且用满员司官，并采取轮换制，正副监督，每年更换一次，以杜舞弊。
康熙五年（1666），清政府将原来由户、工二部“直管”的各关税务，均交地方官管理，于是崇文门宣课司归顺天府治中②兼理，另设崇文门副使一人，督同收税。然而，时过不到三年，康熙八年（1699）从给事中苏拜所奏“地方官兼关税，事务繁多，且恐畏惧上司，希图足额，派累商民”，而收回了一些税额较多的关榷，“仍差部员督征”③。事实上，大约早在康熙七年，崇文门及其所辖的左右两翼各税局、税口，已收归户部直隶，六月初，康熙皇帝命“崇文门及左右两翼收税，拣选各部公廉、有才能满汉官员，永行差遣，不必更替”④。
雍正元年（1723），严禁各省税关及崇文门胥役分外苛求，并定各省税关税务俱交给地方官管理。但作为“京关”的崇文门，则仍差遣内务府司官直管⑤。雍正二年（1724）八月，世宗谕旨谓崇文门税务人役有勒掯苛求之弊，重申京师四方辐辏，岂容滋扰，谕令监收者稽察以杜绝弊端：
雍正二年八月谕：崇文门收税及分委各口收税之人，亦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京师为四方辐辏之地，行李络绎，岂宜苛刻滋扰！监收者尤当不时稽察，杜绝弊端。各省关差，若不遵谕旨，经朕访闻，定从重治罪。（《清实录宪皇帝实录》卷十）
二
乾隆一朝，承平日久，经济发展，崇文门税务日益繁殷，弊端亦渐趋滋生，因此清廷对其管理也随之加强。乾隆二十二年“定崇文门、两翼税差期满，由部开列满蒙大学士、尚书、都统、侍郎、副都统等职名，请简更代，遂为永制。⑥”至此时，崇文门税关及所属的京师左右两翼监督、副监督，不仅仍为满、蒙员缺，要由皇帝简任，而且需具有大学士、尚书、都统等职衔者兼理，可谓秩高位重，无过于斯！当时的崇文门税务衙门，称“总局”，下分左右两翼，总局设有正、副监督各一人，两翼亦设左翼、右翼监督各一人，俱统于总局。下设分局、税口（亦称税卡）。分局设在卢沟桥、东坝、海淀、半壁店、穆家峪、张家口七处，每处由正副监督各派二人管理。京师诸门，除正阳、宣武二门不设卡收税外，其它内、外十三门，由左、右两翼分管。其中左翼税务衙门征收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左安六门；右翼税务衙门征收德胜、西直、阜成、西便、广宁、右安、永定七门⑦。
崇文门监督一职，一向被视为第一等肥缺，自乾隆朝始，任此职者，多为皇帝之亲信重臣。粗略统计，在乾隆朝，即有大学士傅恒、舒赫德、阿里衮、福长安和曾任成都将军的福长安等亲贵大臣兼任过崇文门监督。而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五十一年（1786）八年内，崇文门监督一职，则由皇帝的宠臣和珅连续出任。监督的权限甚宽，不仅总局办差司员由其委派，而且下设分局、税口的胥吏、巡役也大多用其家奴、亲近，其中偷漏税款，上下其手，借端需索，种种舞弊，自不待言。乾隆皇帝对此亦有察觉，曾于四十四年（1779）八月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在崇文门两翼监督按例更换时，由内务府选派司官一员，协理榷务，以期能对监督们使用私人的惯例有所限制：
谕：向来左右两翼税务，除监督外并无跟随办事之员，旧例未为尽善。嗣后两翼监督应行更换时，着总管内务府大臣，选派贤能可信司官一员奏闻，随该监督办事，照崇文门委员之例，遇有监督出差等事，即可令该委员代为照料稽查，于榷务更昭慎重。（《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八十九）
三
嘉庆二年（1797），合并崇文门两翼税务，由皇帝特简监督一员管理，但仅过二年，又恢复旧制，仍分两翼，各派监督一员管理⑧。嘉庆五年，因卢沟桥分局和彰仪门（广宁门）税口屡次发生胥役、家人借稽查税务为名，妄行勒索过往行人银钱等事件，嘉庆皇帝下特旨，严禁崇文门、卢沟桥及各省关役讹索行旅：
现在芦沟桥、彰仪门经营税局人役，竟有讹索过往行人银钱等事，业经分别惩治。辇毂之下，尚敢如此，其余各省税关，种种情弊，不问可知矣。该监督等所营税口不至一处，于稽查税务一节，不能不另派胥役家人等分任其事，务当谆切晓谕，不许例外讹索，仍应时加访查，严行管束，以绝弊端（引自《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一）
嘉庆十七年八月，步军统领左翼总兵吉纶等奏崇文门税额近年短绌减少，原因是存在着白役（监督家丁所用之私人）冒充海巡（在编的税务巡捕）之弊。这些人倚势招摇，私收私放，借端讹索，至使国亏民怨。嘉庆皇帝谕令内阁派京营汛弁（京城巡捕营兵丁）分任寻查崇文门巡查之责，以杜冒充巡役私收勒索之弊：
嘉庆十七年八月谕内阁：据吉纶玉麟奏酌筹查办税务情形一折。崇文门税务从前征收课额并无缺少，近年何以遽形短绌？吉纶等所奏白役冒充海巡，勾通透漏等弊，自系实在情形。从前正副监督因家丁人少，稽察难周。吉纶玉麟现任步军统领左翼总兵，并管税务所属兵役人众，足敷查察。着即分饬周巡，将冒充海巡之白役人等，严拏惩办。如有私收私放及藉端讹索等弊，一并严惩。崇文门稽查税货地面，多系京营所辖。即着该管营汛官员，分任巡查之责。将来吉纶玉麟任满后，更换监督，亦着照此办理。（《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
谕令京营汛弁参与京师诸门税关的稽查，以遏止愈演愈烈的胥役舞弊、海巡勒索客商之害，也许本意甚好，但施行了一段后，朝廷得报，原来只管专司城门启闭的京营兵弁，借稽查税务之名，盘诘商民，借端需索，事实大违嘉庆帝的初衷：崇文门添派兵弁巡辑税课之举，不仅不能杜绝流弊，而是又滋生了更多弊端。为此，嘉庆又下谕旨，令仍照旧例专设员役稽查，巡捕汛弁“毋庸兼管”：至崇文门添派巡捕营弁兵巡辑税课一事，不特不能杜弊，适以滋弊，着该监督等仍照旧例专设员役稽查，其巡捕营毋庸监管，若海巡等有得贿纵奸及需索行旅等情，令巡捕营举报，查明究办⑨。
四
道光二年（1822），御史许乃钊奏，崇文门税局需索日甚，已苛及行旅，其收税不遵则例，意为高下，如对寻常行李往来，不论有无榷市货物，每一只衣箱，即勒索银二至八两；或偶然携带的常用之物，不知应税科则，一经查出，竟以其价值的20倍议罚！道光帝认为“所奏甚是”，当即谕内阁，责令将征税科则详刊木榜，竖立关口街市，顺天府另将科则刊刷颁发，使大众皆知。又责成巡视五城御史，随时稽察，务期革除积弊：
谕内阁：御史许乃济奏请严禁崇文门税局需索蠹弊一折，所奏甚是。各关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刊木榜，竖立关口街市，并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颁发。定例本为详备，即崇文门有商人漏税议罚之条，亦自有一定章程，岂容意为高下！若如该御史所奏，崇文门税局于寻常行李往来，不论有无货物，每衣箱一只勒索银二两四两至八两之多。或偶然携带常用物件，不知应税科则，一经查出辄以二十倍议罚。即有照例开报纳税者，又以输课无多，仍百计刁难，否则押赴官店守候，不准放行。京师为万方辐辏之区，乃任书役恣意婪索，苛及行旅若此，不可不严申禁令。着该监督遵照定例，于崇文门及分口巡查之卢沟桥东坝板桥海淀等处，一律添设木榜。仍着顺天府刊刷科则定例，每年颁发，俾众咸知。并责成巡视五城御史，随时前往认眞稽察，如有滥行需索，扰及行旅情事，即行据实参奏，不得日久视为具文。务期革除积弊，以惩关蠹，而便商旅。
道光十年（1830），又有御史晋昌上奏，“复言巡役勒索，胥吏卖放，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专司稽查”，而且规定“一年而代”，届时替换⑩。道光十七年（1837）又有给事中沈鑅上折，奏言崇文门税务总局隶下的京师十三门税口胥役勒索、无赖讹诈种种弊端。道光帝于六月壬子谕内阁严行查办，并指出若按惯例，仅仅交崇文门监督与步军统领衙门查究，仍会层层蒙蔽，有名无实：“给事中沉鑅泰请严禁各门税口藉端需索扰累一折。各城门税口应税货物，自有一定则例，此外不准丝毫藉端需索，若如该给事中所奏，近来各门税口于寻常行李任意勒索钱文，更有不肖营兵及无赖匪徒冒充差役，拦阻讹诈，实为行旅之害，而右安门为尤甚，似此扰累不可不严行查办。若仅交该监督及步军统领衙门查究，并责成该都司查拏，恐层层蒙蔽，仍不免有名无实。崇文门总局本派有御史二员专司稽查其内外十三门税口，巡城各科道本有稽查之责，嗣后着即责成该城科道分段认眞密访严查，傥有前项情弊，实时参奏，严加惩办，以肃门禁而安行旅。⑾”嗣后，又特简重臣为崇文门正、副监督，并着户部奏派司官员，文委用印稿司员，武则用印务参佐，总理一切⑿，以杜绝诸弊。
五
咸丰年间，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库空虚，财政短绌，这使得统治者对崇文门税关更为重视，首先是正、副监督二职，皆由皇族重臣担任，如当时的郑亲王端华、肃亲王华丰、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都察院左都御史爱仁都曾担任过此职，其爵高位显，都逾于前朝。另外，严查偷漏税银，整治勒索卖放，打击贩运私酒行为。咸丰元年（1851）八月，御史吴廷溥奏请查办偷漏税课：“据称崇文门税课以茶酒为大宗，茶贩半从穆家峪等处绕越出口，漏税日多。酒税一项，例不准由外局报税，近来奸民贩私包私，串通崇文门差役、海巡人等，设立私局，包揽偷漏，以致税银减少，必当严惩弊端，力加整顿。”咸丰帝即谕令“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按照该御史所指各情，并各处著名贩私匪犯，严行查办，务期仍遵旧例，不得绕越偷漏，以重课税而除积蠹。”咸丰二年十二月，清文宗谕内阁，再次强调崇文门货税日见短亏是因酒商囤积、贫民私运所致，着监督实力整顿、随时稽查；并谕令各分局税口差役，不得越境私拿，以免滋生流弊：
谕内阁：据户部遵旨议覆，崇文门征收货税，向以茶、酒、烟、布为大宗。近来酒税日见亏短，总因奸商雇觅贫民私运私背，囤积隐卖，漏税日多，则正税日少。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将贩运私酒各匪犯，随时一体查拏，奏明惩办。至崇文门征税口岸，向例在卢沟桥、东坝、板桥、海淀设役巡查。道光十三年并二十三年复于密云县之穆家峪、石匣，顺义县之半壁店各地方，添设税局，派员稽查。既有例定口岸，该商等自不容绕道巧避，差役人等亦不得越境私拏，致滋流弊。着崇文门监督，遵照定例，实力整顿，随时稽查毋庸轻议更张。（《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七十九）
六
在某种意义上说，崇文门税关的职司和管理，是清王朝政局和吏治的一面镜子：尽管历届皇帝都亲自过问，屡谕查究整治税制人役，并由皇帝简任亲近重臣为监督。然而，税关如同大清王朝的国运一样，外面的架子虽仍在支撑，内里早已腐败不堪。以监督为首的胥吏、巡役们，相互勾串，朋比为奸，勒索舞弊，中饱分肥，刁难行旅，病国病商，时人无一不明，而朝廷多被蒙蔽，几至莫能究诘。同治一朝，这种局面愈演愈烈，成为京师的一大顽症。咸丰十一年⒁（1861）十月，御史洪昌燕上条陈，称崇文门税关往年“正税之外勒索无厌，甚至会试举子皆受其累”，而且因所用稽查差役人数众多，再加地痞恶棍冒充官人，勒索讹诈，种种弊端，故奏请“禁崇文门税务”需索。同治帝于当月两次下谕，令崇文门监督“严饬各门差役，不准勒索稽留，并乡会试士子随时验放”，还重申“将应行上税货物实数，在各门明白晓示”，对于各门税卡众多的海巡散役，要建立名册，以杜冒充滋事：
咸丰十一年十月谕：前据御史洪昌燕奏请禁崇文门税务需索，当经降旨，谕令崇文门监督严饬各门差役，不准勒索稽留，并乡会试士子随时验放。兹复据给事中王宪成奏请，将应行上税货物实数在各门明白晓示等语。所有上税章程及应行晓示之处着崇文门监督妥议具奏。其巡役人等勒索诸弊仍着严行禁止，一经察出立予重惩勿贷。寻奏崇文门向有木牌税，则应申明旧章，仍于署前晓示。至海巡散役人数众多，不免滋弊，应立名册以杜冒充。其书差及官店需索，应严予禁革，以省扰累报闻。（《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八）
平心而论，清朝最高统治者们，对整治崇文门税务并非不重视，但诫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治二年（1863）二月，京师各门税治更为不堪，御史刘毓南奏稳：“自京师各城门添派海巡，百般讹诈，其冒充海巡者甚多。或于城内空旷地方持械结伙为害行旅，即会试举人进城亦不免阻拦、凌辱”，同治帝谕令：“辇毂重地，岂容此恶棍充斥，扰害士商，亟应设法拿办，以警其余。其如何稽查严密以杜匪棍冒充之处，著崇文门监督妥议具奏。⒂”面对崇文门积重难返的种种弊端，皇帝们将整治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简任的监督，实际上，“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这些正副监督，便是最大的受贿勒索者，而那些舞弊诈取、买放偷漏的官役，多是他们的私人亲近和家丁。同治六年（1867），侯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奏请严禁崇文门税局需索妄取，直劾该局不按例征收，近年每于课税之外妄取，甚至来京会试的举子，也被勒索，每人十余两至四、五两不等。同治帝在上谕中严斥这种行为是任意妄取，苛及行旅，令该监督等申明定例，查明惩办：
又谕：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奏请严禁崇文门税局需索一折。崇文门设立税局，该监督等自应督饬委员按例征收，不准丝毫妄取。若如钟佩贤所奏，近年以来每于税课之外需索银两，近日会试士子亦有勒银十余两及四五两不等，并各城门官役先索多金，方许送务等情。是税局需索例禁虽严，该官役人等仍敢任意妄取，苛及行旅，朝廷培养士子，体恤惟恐不周，该官役竟敢违例婪索，尤属可恶，不可不严行禁止。着该监督等申明定例，严饬官吏巡役人等，凡遇送务车辆，止有行李并无货物者，立予查验放行。如有留难勒掯情弊，即着查明惩办，并严禁报效名目。各城门官役诈索银两，即着一体，禁止毋稍徇纵。（《清穆宗毅皇帝實録》卷二百十七）
上引同治帝谕旨中，有“严禁报效名目”一条，也是该税局多年弊端之一种。原来，因崇文门税局是人所共知的“肥差”，从监督到巡役，人人都有许多“灰色收入”。为平衡从大内到朝官们的忌妒心理，税局以“献鲜”为名，岁时节令，定期向宫廷及大臣们送礼，如三月送黄花鱼，十月送冬笋银鱼，名为报效，实为一种变相的分赃。
七
清末光绪一朝，国祚将尽，贿赂公行，官吏贪黩成风，崇文门税关积弊日重，吏役们重征以饱私囊，往往“借亏缺为名，日加苛敛，以致商贾不前，物价昂贵，民大有损”⒃。光绪三年（1877）二月，御史李桂林奏“应试士子来京，请饬崇文门税务衙门禁止需索，称乡、会试士子入都，京城各门差役借端勒索⒄”。光绪五年（1879）七月，御史邬纯嘏奏“关吏需索留难，请饬严禁”，称齐化门、东便门等门关役，借纳税之名，留难勒索会试士人⒅。光绪六年（1880）正月，御史周开铭奏“廓尔喀贡使来京，崇文门纵容员役任意勒索”⒆。光绪九年（1883）四月，给事中楼誉普奏参“崇文门蛊弊请分别整顿，及留难会试举人，请饬惩办”，称崇文门税务虽叠经申谕、严禁扰累，但仍有违例勒掯情事而“滋弊如故”⒇。光绪九年（1883）十月，御史刘恩溥奏“崇文门监督瑞联之家人田姓，擅坐堂前，提责漏税小贩；福建道员解煜之眷属来京，指为包揽税务，罚银二千两”21。
仅从上述所引御史所劾几例，便足见至光绪九年，崇文门税务勒掯中饱之弊，已从勒商扰民、留难举子，发展到刁难讹索外地进京官员，乃至外国贡使、藩王使臣，而且屡经申谕，诫而不改！其中，监督瑞联之家人田某擅作威福、讹诈外官眷属一事，朝廷也无法为其开脱。于是皇帝谕令大学士宝鋆、户部尚书闫敬铭查办。相关人员被查处后，又谕令宝鋆、闫敬铭酌拟《崇文门税务章程》。此章程共分十六条，论列甚细：
崇文门征收税课，系国家维正之供，正额盈余，均有定制。京师为万方辐辏之区，地称首善，惠商便民，尤属当务之急。近来劣员、猾吏、蠹役、奸商，因缘为奸，遂至上亏国课，下累民生，为害不可胜言，亟宜设法整顿，以重税务，而除积弊。臣等谨酌拟十六条，恭呈御览。一、嘉庆五年，钦奉上谕，各关税局如再有讹索扰累等事，从重治罪等因。又道光二年，钦奉上谕，严禁崇文门税局需索蠹弊等因。应令该监督将谕旨二道敬谨缮写，悬挂该衙门大堂，俾资永远遵守。一、奏派宜择本属也。向来正、副监督到任后，事皆责成奏派委员总理一切，文则用印稿司员，武则用印务参佐，其人率以明白干练，心地端直者充选，故能上顾国家正课，兼可钤制验货家丁，免滋流弊。近来或参以亲故等人，以致堂官、家丁，狎熟牵掣，种种弊端，在所不免，正本清源，必自奏派委员始。一、堂委宜戒滥派也。奏派向止二员，恐有别项差故，则堂派委员以佐之，此项委员，亦当以一二员为是，近闻堂委之员，多至十余员，或二十余员不等，非浮薄少年，即难窘末吏，实于公务无益，亟宜裁汰，以端浮嚣，而杜挠乱。一、各口宜择妥员也。崇文门向有分局，例设于芦沟桥、东坝、海淀、半壁店、南口、穆家峪、张家口等处，派员驻守，需人既多，势不能尽取本属明干人员，故向来监督每择素职之人，量材器使，然亦不容纯用情面，以私废公。且张家口、东坝两处，中外商人纷错，查核甚非易事，奸巧猾商，藉端影射，亟当详遴明白晓事之员，常川驻局，中外茶商交涉，傥有疑窦，即禀明监督，迅速行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察办理，不得漫任冗员，有妨税务。一、芦沟桥、东坝、半壁店、穆家峪、海淀、张家口等处口岸，向设委员分驻稽察，应申明旧章，饬令轮班驻宿，督同书役、家人，认真办理，以除积弊，其各口委员，每处祗需四员，由正、副监督各派二员，庶免人浮于事。一、京城十三门，向来监督但派家人、书役，分驻巡查，距务较远，耳目难周，致有勒索留难等弊。拟请嗣后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左安、永定、德胜、西直、阜成、西便、广安、右安十三门，均由监督拣派廉勤人员，每门三员，轮班住宿稽查，不准旷悞，违者参处。应需饭食津贴银两，由监督酌量筹给，奏明办理。一、海巡宜调营弁也。海巡向用家丁，藉端滋扰，得财卖放，比比皆然，未革偷漏之弊，徒滋勒索之端。营弁究系官属，尽可行文步军统领衙门，调取来署，当仍不得力，即由该监督自行参惩。一、光绪九年，给事中楼誉普奏：崇文门海巡，请按名给发号衣、腰牌。嗣经该衙门奏称：若给予号衣、腰牌，转恐恃有官物，四出招摇，流弊更甚，且于密查偷漏，益多窒碍等语。窃惟该巡役无号衣、腰牌，则恃无查考，肆意妄为，有号衣、腰牌，则奉官缉拏，被拏者既不敢拒捕，往拏者亦不敢诈扰，仍请饬下该监督，将巡役每名各给号衣一件，并印花腰牌，写明某门海巡姓名，有讹诈者，准商民指名禀究，如有伪造号衣、腰牌，冒充巡役者，严行究办，其制造号衣、腰牌经费，准由盈余项下开销。至巡役向无额数，散漫无稽，拟请饬下监督，酌定额数，每门若干名，务上及十三门共若干名，造册咨报户部查核，嗣后每届年终，造册咨部，遇有更换，随时咨报。一、例载各关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刻木榜，竖立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小本，每本作价二分，听行户颁发遵照。又例载已革之税，概行刊榜晓谕，各等语。现在崇文门未刊榜竖立，地方官亦未刊刷颁发，以致商民无从周知，亟应申明旧例，略加变通，所有征税科则，应由该监督认真详刻木榜，其例应免税之货，逐款开明，另刊木榜，一并悬挂税务衙门门外。各十三门暨各税口，并将商税则例、现行比例、增减新例及免税各条，刊刷成书，于每年八月初三监督到任后，发给各行户经纪一本，使商民共见共闻。其刊榜刷书经费，准由盈余项下开销。一、例载干隆四十五年奏定，丁梨、脆枣最下之物，不过近京所产，即有兴贩，亦止于肩挑背负，嗣后应豁免税银，庶近京小民不无小补等语。嗣后除水梨系属客货，仍照例收税外，至近京西山等处所产丁梨，毋论是否肩挑背负，应一律免其送务征税。芦沟桥及各门亦不准私收税钱、饭钱，违者惩办。一、例载各关商民输税，填写收税红单二纸，一给商人收执，一送部查察，其有不给红单，或纳银数多，给票数少，及私将红单撤回，多征勒索者，许商民首告。嗣后崇文门收税，拟请用三连票根，一给商人，一存该衙门，一送户部，以备稽查。如有前项情弊，一经商民首告，照例究办。一、例载崇文门税课，令本商自行完纳，若货到而本商未至，准店铺代报纳课等语。惟往往有数家之货，该行到务，呈递验片，只写一家字号，易滋弊端。嗣后货物报门，无论数家共一货车，总须各分各车单，不得数家并作一单，仅写一家字号，致涉牵混。至各门每日送务手本，亦须将各铺字号一一分写，不准笼统，以杜行户影射漏课，及巡役朦混诬拏等弊。一、行次重责卖放营私，视为故事。当饬奏委司员，随时逐行详查，傥敢仍前作弊，立予严惩，毋稍轻纵。一、崇文门拏获漏税客货，该委员过堂时，并不言明罚银数目，辄先令画供认罚，迨画供后，委员于原供内批罚银至数百两、数千两之多，交坊羁押勒缴，殊属不成政体。拟请饬下监督，嗣后遇有应罚之案，除按照例定倍数拟罚外，务须先将应罚银数示知该商，并于供内写明，令其轮服画供，不得刑逼勒罚，每月实收罚款若干，分列货物、款项、案由，分注本税银若干，罚款几倍，银若干，明示税务衙门门首，咨明户部。庶儆偷漏，并有稽核。一、崇文门照例验货纳税放行，不准留难勒索，嗣后每日各门送到行李货物到务，无论天晚，必须当日验完，不准押送客店，延至次日方验，违者即将委员监督参处。一、崇文门监督到任，向系出示晓谕，严禁官店，至每日务上未经验完之行李货物押送店内，有押至数日之久者，其拏获漏税货车，有押至数十日之久者，无官店之名，有官店之实，该店串通差役，藉渔重利，商民受累不堪，为历年未除之积弊。嗣后崇文门附近客店，如敢容留务上交押之车，准被押之人赴城喊控，即由该城御史将委员查明参处，并将该店勒令封闭，店商从严惩办。以上各条，或参核旧例，或酌拟新章。总之，立法必先防弊，任事尤贵得人。应请旨饬下崇文门监督，随时督饬委员，认真办理，实事求是，于国课、民生两有裨益。22
这个章程是在旧章程基础上重定的，相对比较细致、完善。嗣后光绪帝下谕，说：“所拟章程十六条，系为裕课卹商起见，即著该监督叱令委员，认真办理，力除弊端”，“躬亲其事，毋得假手书役人等”，如有贪婪劣迹，“定将该员及监督照现定章程，分别惩处”23。
事实上，新章程的制定颁行，既未能革除多年陋规，彻底改变崇文门税关秽污的风气，更无法振作这个腐败透顶的封建衙门的颓势。巡役勒索，滑吏盘踞舞弊等事仍不断发生：光绪十三年（1887），御史德荫奏崇文门“劣书朱潮等，盘踞舞弊，请饬拿办”；光绪十五年（1889），御史文郁奏，吏部书吏徐振云、崇文门监督衙门书吏王端泉役差已满，仍把持其事，任意招摇24，请查明驱逐出税关。
崇文门税务衙门，在有清一代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职司，也是一个“特权部门”，它前后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行新官制时，其权限、设吏才发生了变化。
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的压迫、诱惑下，其政治制度方面，逐步“洋务化”和“买办化”。光绪变法，宣统议制，日革月易，掌寄纷杂。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朝廷设督办税务大臣和会办税务大臣、帮办税务大臣，掌主关税、督率关吏，其中督办大臣一职与以往的崇文门监督相似，均由满员亲重大臣充任。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11）六年内，任督办大臣的有铁良和那桐二人，前者时为户部尚书，兼陆军部尚书；后者则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而会办、帮办大臣则一改旧制，任用汉员，亦由尚书、侍郎、巡抚等大臣充任，如唐绍仪、吕海寰、梁敦彦、胡惟德等，便是以邮传、外务部尚书或侍郎充任。昔日声威赫赫的崇文门税关，在这种新制面前，日渐式微，而且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走到了尽头。
注释：
1、12 《崇文门册》，《光绪朝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一》引。
2 《清史稿》卷一百十六《职官三》：“治中掌贰府事，纪纲众务，兼乡会试场务”。
3、5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五《食货志》三。
4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十六。
6、8、10 《清史稿》一百二十五《食货志》六。
7《光绪朝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一》引《户部则例三十九》。
9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九。
11《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八。
13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四十一。
14 按，是年穆宗（同治帝）七月即位，改年号祺祥，十月再同治，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15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五十九。
16 《清稗类钞.关税》，中华书局。
17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十七。
18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八。
19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
20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二。
21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一。
22、23 《光绪朝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一》引。
24《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七。
25 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版。
2006.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