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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条约签署60年,美国真拿日本当盟友?

发布日期:2020-01-20 00:00:00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作者:陈洋

    作为日美同盟根基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迎来签署60周年。

    1月19日,为庆祝《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60周年,日本政府在东京都内的饭仓公馆举行纪念仪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代理大使约瑟夫・杨等出席。

    安倍晋三在致辞中表示,“如今,日美安保条约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坚不可摧,并且是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世界繁荣的不可动摇的支柱。”安倍首相还强调有意在太空和网络安全领域加强日美同盟。当地时间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表声明称,“随着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至关重要。今后,期待在安保方面,日本做出更多贡献”等。

    

    安倍晋三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60周年仪式上发言(图/路透社)

    从战时相互厮杀的敌人到携手合作的朋友,日美同盟能走过60年实属难得,但现在的两国关系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并非“前所未有的稳固”。

    新旧安保条约

    1945年战败后,日本政府先后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两份安保条约,特别是后一份安保条约对日本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1年,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与美国政府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一般称为“旧安保条约”),规定日本在恢复主权后,美军有权利继续驻扎,但驻日美军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没有保护日本安全的义务。因此,当时的日本社会一直对此不满,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也为此后日本政府推动修改安保条约埋下伏笔。

    为了修改这份“不平等”条约,1957年上台的首相岸信介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从1959年-1960年,日本发生战后至今规模最大的“安保斗争”,约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岸信介政权与美国续签安保条约。尽管民怨沸腾,但岸信介依然在1960年1月19日赴美与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一般称为“新安保条约”),并利用《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众议院优先”原则,使该条约在未获得参议院审议通过的背景下,于同年6月19日正式生效成立。

    

    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注视下签字(图/AP)

    这份新安保条约由10条内容组成,确实比之前的旧安保条约“平等”。除了明确规定驻日美军的权利和义务外,还增添了近年来多次被关注的第五条——

    “缔约国的每一方都认识到:对在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的任何一方所发动的武装进攻都会危及它本国的和平和安全,并且宣布它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

    美国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先后表示“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适用于安保条约第五条,使得日本右翼势力反复借此破坏中日关系。正是基于新安保条约,使得日美同盟关系形成,并延续至今。

    日本近现代同盟

    回顾日本近现代发展,同盟对日本国家兴衰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国际政治中,同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外交、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相互合作的盟约关系。历史上,确实有不结盟的先例,如英国的“光荣孤立”、美国的“孤立主义”等,但以某种形式缔结同盟关系则是国际政治关系的现实,而之所以同盟也是为了弥补本国自身的不足,获得赞同本国立场或主张国家的支持等。日本历史上的3次结盟均处于现实利益考量,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1902年,日本与结束“光荣孤立”政策的英国缔结同盟关系。与英国的同盟,不仅帮助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而且还提升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毕竟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日本能够与其结盟,无疑沾了不少光。

    1940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的结盟。德意日同盟意味着二战策源地的形成,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并最终导致日本战败,被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占领。因此,德意日同盟是将日本引向亡国的同盟。

    1960年,基于新安保条约的日美同盟则让日本彻底走上了“轻军备,重经济”的发展道路。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能够减少对军事防卫的支出,专注于发展经济,从而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日美同盟危机

    当然,由于日本与美国地位、综合国力的相差悬殊,不仅使得在同盟框架下,日本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而且美国的蛮横霸道,也导致日美同盟几度出现危机时刻。

    日美同盟的第一次危机应该是1971年7月15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尼克松将访问中国。

    当时,日本政府紧跟美国外交步伐,采取对华封锁政策,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然而,尼克松政府在没有及时提前通知盟友日本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将对中国进行访问,无疑是对日本的一种巨大羞辱。当时冷战背景使得日本敢怒不敢言,“尼克松冲击”虽然没有冲垮日美同盟,但日本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盟友美国的不可靠。

    日美同盟的第二次危机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美贸易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美之间的经贸摩擦逐渐蔓延至钢铁、家电、汽车以及半导体等领域,由此导致美国加强了对日本的打压。

    以汽车为例,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发生后,省油、小型且耐用的日本车受到美国消费者的青睐。根据日本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1975年日本对美出口的汽车不足100万辆,但此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到1985年增长至350万辆。越来越多的美国消费者选择日本汽车无可厚非,但美国政府却认为这严重威胁了美国汽车工业发展,于是发动“301条款”对丰田等日本汽车加征高额关税。

    面对美国的打压,日本政府敢怒不敢言,反而还主动配合美国。比如,日本政府要求汽车自主限制对美出口、鼓励国民买美国车等。然而,日本政府的做法反而令盟友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增加了在半导体、钢铁等领域对日本打压的底气。特别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政府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

    

    签订《广场协定》的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

    在日本政府的有效“管控”下,日美贸易战没有蔓延至军事安保领域,对日美同盟没有造成明显的冲击,但这却让日本人看到了盟友美国霸道蛮横的一面,从长远角度而言,这也使得日本人开始质疑当本国真遭遇军事打击的时候,美国是否会进行保护。

    日美同盟的第三次危机则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二战后,日美两国政府签署的新旧两份安保条约的一大目是在冷战背景下共同对抗苏联。然而,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日美同盟一下子没有了“假想敌”,而共同“敌人”消失后,日美同盟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度被提起的“同盟漂流”。

    不过,日美同盟的这次危机倒是很快被解决了,因为1996年4月日美两国政府发表了《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将“假想敌”从苏联换成了朝鲜和中国。

    日美同盟的第四次危机则是日本政府寻求将驻日美军基地移出冲绳。

    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首相后,积极履行竞选承诺,寻求与美国政府合作将驻日美军基地移出冲绳县。然而,冲绳基地的驻日美军数量在日本全国最多,且冲绳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日美两国政府存在难以协调的分歧。

    因为鸠山由纪夫执意搬迁驻日美军基地,所以动摇了日美同盟的根基。最终,鸠山由纪夫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而引咎辞职,而此后的民主党菅直人政权和野田佳彦政权时期的日美同盟关系也始终没有得到有效修复。

    “特朗普冲击”

    今时今日,日美同盟磕磕绊绊地走过了60年,确实不易,但它也并不是看起来那么坚固,相反迎来花甲之年的日美同盟正面临着新的危机,即“特朗普冲击”。

    在2016年竞选期间以及担任总统后,特朗普曾多次对日美同盟的“平等”问题表达不满,认为美国吃亏了,要求日本也需要肩负起“保护”美国的义务。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分担更多的驻日美军费用,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

    然而,通过以上四次日美同盟危机其实不难发现,一直以来大多是日本方面对日美同盟表达不满,而美国方面鲜少对日美同盟表达不满。如今,美国总统就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进行直接且多次的抱怨与批评,这不仅罕见,而且冲击力巨大,即使没有动摇日美同盟的根干,也会造成一定的裂缝划痕。

    当然,时下美国总统对日美同盟的不满,究竟是一个历史的特例,还是一个历史的开启,见仁见智。但纵观历史,没有永恒的同盟,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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