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锐
《金瓶梅》里的奸商西门庆，最近华丽转身，成为两省三地争相抢夺的“香饽饽”。对此最感郁闷的当属明末奸臣阮大铖，他死后不仅一直咸鱼不得翻身，而且还被两个地方当成“臭皮球”一样抛来踢去，谁都不承认他是自己老乡——坏蛋和坏蛋之间，差别咋就这么大呢？估摸现在这阮大铖在九泉下肠子都悔青了：早知如此，哥当初也闹些绯闻啊！
说起来这事还真有些“”，这阮大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籍贯的名人，概括起来就八个字：桐城不要，怀宁不收！
按照《明史》的说法，阮大铖籍贯是安徽怀宁，但怀宁人一直很倔强地不认账。这不，1915年时怀宁文化界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阮运动”：上百名举子秀才经过多方考证，得出结论，阮大铖实际应为邻县桐城人氏！他们还愤愤不平地在新修县志里加了一段“狠话”：“旧志云明季阮大铖自号百子山樵，辱此山矣。大铖实桐城人，今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可考也！”他们就这样一脚把阮踢到桐城。
桐城人当然不干了，说百子山实打实就在你们怀宁，而你们提出的那些证据，什么礼部题名碑啊府学进士坊啊，现在到哪儿去找呢？再说我桐城自古乃诗书礼仪之邦，“桐城派”统领清代文坛二百余载，享有“文都”之美誉，怎会出这样一个“急权势、善矜伐”的“悻悻然小丈夫”？（钱澄之语）。还是你们怀宁把他给收了吧，这可都是官方认定好了的！
一听“官方”两字，怀宁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朝中有人好修史，雍正时主修《明史》的大学士张廷玉，就正好是桐城人！张廷玉和他父亲张英，人称“父子宰相”，虽久居京城，但爱乡之情常溢于言表。因此怀宁人一直都在怀疑：当初正是这“张小宰相”为了维护家乡清誉，朱笔一挥，就把声名狼藉的阮大铖判给了怀宁！更有怀宁学者指出，张廷玉“徇情舞弊”时，百密一疏，留下了一个“小尾巴”——在《明史》里有这样一句话：“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所谓同邑，也就是同县之意，而东林领袖左光斗是正宗桐城人，至今“左公第”、“左公墓”等尚存桐城，由此推之，阮大铖是哪里人还不是不言而喻吗？连这点儿“小纰漏”都难逃怀宁人的法眼，可见他们对开除阮大铖怀宁籍之事是何其上心！这也难怪，怀宁乃皖江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凄美的爱情故事“孔雀东南飞”就发生于此，“五四”旗手陈独秀，两弹元勋邓稼先，天才诗人海子……都是怀宁人引以为傲的乡贤，怀宁人怎堪忍受他们的同乡榜上，贴上“阮大铖”这个卑污的标签呢？
回过头看这场争论，双方显然都有些意气用事，也夹杂着些虚荣狭隘的乡土观念，但也反映出两地人民淳朴可爱的一面，他们有着自己朴素鲜明的是非观和善恶标准，名节之重，重于泰山。这场口水官司没能尘埃落定，这可苦了生前风光的阮大人，死后几百年都不知魂归何处！
不过，阮大铖人品虽坏，却也是很有才华的诗人和戏曲家，其所著传奇《春灯谜》、《燕子笺》、《桃花笑》等广为流传，诗文集《咏怀堂全集》还颇得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喜爱，研究阮大铖身上的文化价值远比窥伺西门庆身上那点风花雪月要有意义得多。君子不以人废言，期望人们能辩证看待阮大铖这个人，只要不是单纯地为了门面和经济利益，可以对其籍贯问题“搁置争议”，而对其文化价值“共同开发”，如此，也可以说是低碳式的无公害 “废物利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