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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坏一代女性的不是咪蒙,而是消费主义

发布日期:2019-08-26 00:00:00

    


    要引发当代男女之间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战,需要什么导火索?

    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包就行了。

    买不买包很容易引发争吵。如今许多年轻女性,已经将一个奢侈手提包作为生活的标配,而大多男性依然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皮包动辄要花两三万。于是,在该不该买包,该买多少个包一类的话题上,很容易引发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战。

    但,买了包也不意味着天下太平。

    该不该帮女士拎包,也很容易引发一场网友们面红耳赤的争吵。


    


    这不,朗朗因为在机场不给老婆拎包,又被骂上微博热搜了。

    朗朗的新婚妻子,年轻,漂亮,有才,家境优渥,两人刚宣布婚讯的时候,就有许多热心群众疾呼:朗朗这样的中年油腻男,配不上如此优秀的妻子!

    这几张泄露出来的机场直拍图,似乎又印证了群众们当时的观点:看吧,朗朗就是个大男子主义的渣男,丝毫不懂得体恤太太。人家一姑娘辛辛苦苦地拎包,你一大老爷们儿好意思两手空空地在前头走着么?

    当然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当代女性实在是太娇弱了,别说拎包这种重体力活,现在许多姑娘连拧瓶盖、换灯泡、剥小龙虾这种活儿都无法自理,全得仰仗男人——怎么好意思劳烦她们亲自动手呢?


    


    我们的女性,是一生来就这样娇滴滴,连拎包活都无法自理的吗?

    不是。

    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毛主席就曾喊出过“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口号。那时的中国女人,别说拎包这种小事,上山砍柴,下地耕田,挖油炼钢开拖拉机,处处都有她们的身影。

    那一代的劳动女性身体力行地证明了:男女有别这句话,大多时候都是骗人的。

    男人能干的活,女人也能干,而且干得不比男人差。

    许多70后80后儿时,应该见过这张钞票:


    


    这是第三套人民币的一元纸币。钞票的背面印着一位开拖拉机的女性。这个女性的原型名叫梁军,黑龙江人,是中国第一个女子拖拉机队的队长。

    梁军也是曾当选过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接受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古往今来,世界各国钞票大多印着名人、君主、统治者一类的头像,女性劳动者能成为法定货币的图案,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

    这证明了,我们中国的女人,不是从来都这样娇弱的。

    像这样的女人,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长河中,还有很多。

    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人看不懂的,连任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


    


    1951年,申纪兰就带领当地妇女参加农业合作社生产,首次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的目标。全国人大代表这个头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她一手一脚干出来的。

    人人都知道,中国女性的解放,以及女性权利的崛起,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不是说中国的男人一夜之间想开了,觉悟了,想要尊重女性了,而是女性们用自己劳动的成果向他们证明了,生男生女都一样。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是一条颠不破的真理。许多人可能忘记了,女性的地位不是从来就低人一等的,在数万年之前,人类文明刚刚萌芽的时候,我们曾有一段女人当家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

    在人类文明的萌芽期,因为工具的落后,男人外出打猎的收获很少,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还有丢掉性命的危险。

    而负责采集果实的女性,由于收获比较稳定,还能保住性命来养育照料孩子,因此成了家庭的顶梁柱。面对男性时,有着说一不二的地位。母系氏族社会里出生的孩子,不一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但肯定知道自己母亲是谁。

    随着文明的发展,种植业逐渐代替了听天由命的采摘,男性的体力优势逐渐凸显。也就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女性的地位逐渐变得低下,慢慢地成为了男性的附庸。

    这种情况至今在我国的乡村地方仍不少见。

    虽然我国的大城市已沐浴着现代文明之光,但在许多乡村地方,法律和规矩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很多时候,体力就意味着话语权。无论在邻里纠纷、耕田打工、盖房占地上头,仍是体力占优的男性更为强势,拥有更多男丁的家庭,在乡村地方仍有更大的话语权。

    这也难怪,虽然我们一只脚已经跨入了现代社会,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仍在那么多地方根深蒂固。


    


    若说农业文明是造成男女差异的元凶,那么,工业文明,那就是推动男女平等的催化剂。

    19世纪中期,随着蒸汽机在欧洲的大范围推广,无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涌入了城市,涌入了工厂,这里头不仅有扛着锄头犁地的男人,还有许多当年只能躲在屋子里喂鸡织布的女性。

    由于机器代替了手工,许多从前要耗费大量体力的脏活累活,如今变得轻而易举起来了。于是,女人也能靠在工厂打工赚钱养家了。

    在机器尚未普及的年代,一个女人除了靠丈夫生活以外,社会能提供给她们的工作不多。稍微念过书,识些字的,可以去当家庭老师。而大多目不识丁的女性,除了给有钱人家当女佣以外,只能沦为娼妓,靠出卖肉体谋生。

    比如夏洛蒂·勃朗特的名著《简爱》,女主人公简爱就是一名家庭教师。


    


    虽然工厂中的男性工人依旧高人一等,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数千年来,女性好歹也有赚钱养家的机会了。工业革命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女性的地位,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社会的架构。

    真正改变女性社会地位的,是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中,数以千万计的青壮年男丁都被送上了战场,大后方一下被掏空了。无数往日赋闲在家的女人,被动员进了工厂、农庄、医院、写字楼甚至军队,负责保障生产和维系社会运转。

    女性在战争期间爆发出强大的生产力。别说让男人刮目相看,连她们自己都无法相信——原来生活不是离了男人便转不动的。


    


    一旦开了口子,便很难再回到过去。无数的女性在生产工作中变得越来越自信,她们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呼吁争取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英国赋予女性同等的投票权是1918年,那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的年份。

    由此可见,女性们的权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统治者们大发善心施舍来的——那都是她们靠着汗水和泪水,自己争取得来的。


    


    毫不客气地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我国的女性地位是很高的。

    因为在根红苗正的社会主义里,女性公民和男性公民一样,都被看作了劳动者,他们要一起参与劳动生产,创造社会财富。纵然男女之间有所不平等,但在一个贫富差距并不算大的社会里,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会拉得很大,因此,不平等现象也大大消减了。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女工》里写过,女性加入劳动大军是最终的进步。女性参加劳动,有利于取得经济上的地位和独立。而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和第一步骤。


    


    但随着消费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因为女性的定位变了,她们被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盯上,其定位从劳动者,慢慢地变成了消费者。

    大家都知道,要从女人身上忽悠点儿钱出来,比从男人身上要简单多了。

    于是针对女性的消费主义陷阱就不断地涌现出来了:精致、优雅、仪式感、对自己好一点……许多女性在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宣传攻势下,购买了很多自己根本用不着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衣服,包包,健身卡,出境游,全套色号的口红,精致小巧的戴森吹风机等等等等。

    消费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但在消费之前,不应该忽略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据官方统计,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也不超过3万元。

    于是许多女性难以避免地跌入一个陷阱:她们的劳动所得,远远不能支撑起她们想要的生活。

    那种梦想中精致、优雅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

    许多人将矛头指向了以咪蒙为代表的女性向媒体。认为她们用虚无缥缈的毒鸡汤祸害了一代女性。让她们沉迷于物欲,沉迷于拜金主义,沉迷于贪得无厌地向男人索取,生活中只剩下享受、消费与不劳而获。


    


    事实真的如此么?作为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媒体,咪蒙们犯下的恶,最大也不过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幕后最大的推手,还是一切以利润为使命的资本主义。

    略微学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为了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家们无一例外地会选择扩大生产和压缩成本。流水线上流出的产品越来越多,劳动者们的工资增长却履步为艰,卖不出去的产品怎么办?那就创造消费,想方设法地把东西推销出去。

    于是乎,我们就听到了那些天花乱坠之词:什么一个包包就能解决人生的烦恼;什么遇到挫折去欧洲玩一圈就能找回人生;什么去年过时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精致的你;什么天天上健身房的自律女性才拥有未来……咪蒙们不过是个传声筒罢了,藏在咪蒙背后的,还是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资本。

    越来越多的女性掉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自身的劳动收入又不足以支撑越来越高的欲望,怎么办?于是她们只能把希望,再次寄托到男人身上去了。

    于是乎一系列偷梁换柱的说法浮上了水面:男朋友不给买包就是不爱你,男朋友不给买口红就是不爱你,男朋友不带你环游世界就是不爱你,出门吃饭一定要让男朋友买单……陷入消费主义泥潭的女性,就这么轻巧地将物质压力转到了男人身上。在转移压力的同时,她们也不可避免地让渡了一部分独立自主,再次沦为了男性的附庸角色。


    


    其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女性想要在提高消费水准的同时保持独立也不难,只要花自己的劳动所得就可以了。

    但要身体力行地赚钱,比在网上扯开嗓子喊两声“渣男”要难多了。既然通过义正言辞地指责男性“小气”“抠门”“直男癌”就能换来衣服、口红、包包,那为什么还要自己拼命工作赚钱呢?

    从社会主义的劳动女性,变成现在要男人帮忙拎包的千金大小姐。乍一看来,似乎女性们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和优待,殊不知,却是女性独立自主地位的倒退。这似乎在昭告天下:离了男人,女人什么都做不成,甚至连个行李包都拎不动。

    如果既想得到好处和优待,又不愿意向男性让渡人格和尊严,该怎么办?只能在媒体上大吼大叫,树立女性天生理应占便宜、理应被优待的形象,于是乎,传统的社会主义女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如今常见吃相难看的“田园女权”。

    这股“田园女权”的风行,不能把错全部归咎于咪蒙一类的女性向媒体。说白了,咪蒙只是一个个例。倒下了一个自媒体,还有无数的同类自媒体会跟风顶上,填补这块市场的空白。


    


    只要资本家们还在想方设法地卖货,只要消费主义还在殚精竭虑地告诉你什么才叫“精致”“优雅”和“上流”,只要我国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跟不上欲望的增长,这股田园女权的风潮就不会翻篇。

    就像刚刚过去的“七夕”,如果女性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一顿昂贵的晚餐,一件精美的礼物,一场浪漫的电影,一间豪华的客房还需要由男性来买单的话,就不应该苛责男方在婚恋、家务、生儿育女、服侍公婆等事情上的要求。没有经济基础支撑的“独立”,终究只是一盘散沙。

    毕竟茨威格早就说过了:命运馈赠给你的每一样礼物,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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