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德
魯迅以小說著名，但他在五四時期寫作白話小說之前，在日本留學時期，還以文言文寫了多篇文學評論，發表在清末留日學生創辦的刊物上。其中有一篇很重要的詩論〈摩羅詩力說〉，詳細說出他對詩的期許。在魯迅心目中，詩歌不只是詞藻華麗的句子，他更強調詩人的抗世本質：「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深感後世人心，綿延至於無已。」
〈摩羅詩力說〉原於一九零八年發表於《河南》，後來收錄於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單行本《墳》。據〈題記〉所說，「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在這篇長逾三萬字的論文中，魯迅舉出多位歐洲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人如拜倫、雪萊、裴多菲、普希金等為例子，指他們都具「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特質。
青年魯迅大量閱讀外國詩歌，特別注意到當中的「反抗」特質，魯迅不贊同「順世和樂之音」，那不是詩歌的精神。詩的反抗不一定指向革命，卻必定是對世俗和犬儒的反抗。作為一種文學和感動人心的力量，詩歌可以出世也不妨入世，卻絕對不可「順世」。這也是〈摩羅詩力說〉所強調的。
詩歌不只是詩人的事，它其實關乎人民的文化素養甚至乎國力的興衰，魯迅舉出十九世紀普法戰爭中德人以國民素質取勝的說法：「國民皆詩，亦皆詩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魯迅以詩人的爭天拒俗作為一種國民性，文中所言的「國民皆詩」，實質上指出了物質的無力，須以詩為改造國民性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