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第一个月，即戊戌变法之后两年又四个月，在八国联军炮口下逃出北京的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由此拉开了晚晴最后十年所谓的“新政”时期。
面对庚子以后的社会危机和日益迫近的革命，它明显地带有王朝自我挽救的意味。而一个扑杀过维新变法志士的人物改口“变法”，又像是一种历史的嘲讽。所以后世人们习惯称之为“假维新”，以区别于戊戌年间那场以救亡图存改造王朝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
历来人们大都从清末满清统治者推行新政的动机来说明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这并没有错。清政府推行新政固然有其取悦列强、拉拢立宪派、打击民主革命的一面。但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晚清最后十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革，也有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具体内容。
清末的官制改革，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近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基础；军事改革，推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法律改革，开创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先河；奖励实业，则直接促成了创办实业的高潮。
清末新政是以自下而上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双向互动的形式出现的。一切行动的初衷都是为了使得王朝向好处发展，内容看起来很好，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历史后来的进程表明，清政府原想借此来实现王朝的自我挽救，而新政非但没有延长它的寿命，还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它的灭亡。
它推行教育改革，是想造就“尊崇孔教，爱戴大清”的人，但无论是在国内新式学堂还是在留学生中，清政府并没有获得多少为己所用的人才，反而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人的知识分子群体，最终成为了王朝的掘墓人。
清政府在全国各省扩编新军，原本是想以此来镇压可能出现的王朝叛乱，却又给革命党人在各省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新军最后绝大多数成为了王朝的“哗兵”。
清政府奖励实业，原本想借此以摆脱眼前的财政危机，却导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大。
所有这一切，都向清政府预想反面发展。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实与理想南辕北辙的局面呢？
改革必定会不一帆风顺，而事物的发展与行为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强调的正是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地点由正确的人来做事。我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时代的漩涡口，华夏大地亿万民生等待历史拐口的选择，而唯独在“人和”上出了大问题，最终导致了新政成为了压垮晚清的最后一根稻草。
首当其冲的就是旧人办新政。清末创立新的制度而不换旧人，由曾经与改革为敌的人物来推行新政，这不仅冲淡了新政的革新色彩，而且阻碍了新政的历史开展。新的制度必须有新的价值观念、思想和行为模式与之相适应，否则绝不可能赋予新制度以真实的生命力，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性结局也就不可避免。
就晚清新政来说，直接参与其中的封疆大吏有奕劻、载泽、戴鸿慈、袁世凯、荣庆、铁良、载沛等。这批人中，凡有立宪倾向的，大多只是“言官”，其余绝大多数仅有王朝自救意识而无变革意识，既无实施宪政的诚意又缺乏推行宪政的能力。
即使是资政院中的议员，不向皇帝磕头就不舒服，不叫谢恩就不是滋味的也大有人在。不知立宪为何物或者干脆反对立宪的人物更是不在少数。
这类人物在资政院的“钦选”议员中所占比例极为突出。因为“钦选”议员主要是由皇亲贵胄、王公贵族所构成。即使在“民选”议员中，有功名的科举士人也占到了绝大多数。当然有功名的并非就是抱残守缺，但就整体而言，他们的落后性更多于先进性。
所以通过人事上的总结，我们可见在筹备立宪之初，统治集团中有些人还是寄以希望的，但旧的政治惯性又吞噬了这种希望。梁启超曾说：“内外臣僚，人各有心，或阳奉阴违，或勤而终怠”。他所描述的正是这一现象。
最终新政因执行无人而使得朝廷的信用下降，国民越来越失望。自救的新政不仅无法保持王朝的内在凝聚力和集体价值，反而使社会更加纷乱，成了王朝的催命符。
新政不仅仅在用人和无人可用上出了大问题，传统和既得利益团体也是新政最终失败的重大阻力。改革的推进必然会碰到来自既得利益和传统这两方面的阻力。因为改革无可避免地要触动既得利益和传统。在近代中国，这双重阻力表现的更为明显。
封建专制中国的传统既深且久，并有极大的凝固性，不破传统就不能前进。但是自汉武帝以来形成的以孔子为轴心的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已与民族习惯、民间生活浑然一体，无所不在。
更可怕的是，这种阻力又往往与既得利益扭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强大的抗改革因素。从1906年的“立宪改制”到1911年“皇族内阁”的出笼，统治集团中的各种势力和派别，围绕着权力的再分配展开了残酷的争夺。如荣庆与张百熙，铁良与袁世凯，都是这种争夺的具体表现。
一方面是掌握着最高权力的皇亲国戚唯恐大权落榜而拼命想借助“筹备立宪”之名推行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实力派的督抚（张之洞、李鸿章）要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权限而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削弱君主与王公大臣的权力。
一方面是皇族贵胄拼命排挤汉族官僚，剥夺汉族官僚的职位和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汉族官僚竭力培植各自的势力和各种势力关系，与之对抗。一些过去被摒弃于仕宦门外的士绅，也想借立宪之机，谋取一官半职。
透过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满与汉等诸多矛盾和冲突，反映的是改革与传统的对立，改革与既得利益的冲突。清末的新政在主观上是为了防止革命掀开房顶而挖开的一个窗洞，但在客观上却成为时势假手不愿意改革者而实现的一场反改革运动。
“人和”因素的缺失，结果就是越改越乱，越革越糟，从内部加速了清王朝的解体。这是请王朝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但又是它一手造成的。历史就是那么的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