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个科普活动的圆桌论坛上，几位科学家谈到了食品与国家安全问题，认为中美贸易中，卡脖子的不只有芯片，还有大豆。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罗云波教授：
在中美贸易战中，除了手机的芯片以外，我们有很多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比如说大豆，我们本想用大豆来作为“武器”掣肘美国，但这样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我们需求太大了。而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品质好产量高，我们离不开。如果不进口美国大豆，全世界大豆无法满足我国消费需要，我们自己又没有同样品质和成本的大豆供应。另外，如果大豆供应出现问题，大豆蛋白做的饲料也会短缺，猪肉供应也会出问题，所以，国家在十一五设立了重大专项，来推进我们国家转基因的发展。
为什么呢？罗教授认为，中国是大豆的是发源地，但美国有核心技术。
美国利用基因技术，改善大豆育成新品种，以低价格、高品质出口中国。他担心，国外如果切断我们大豆供应，如此高的依存度会令我们非常被动。
罗教授还指出，如果当初我国发展了自己转基因大豆，就不一样了。当初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子也是依赖于美国进口，后来中国有了自己的抗虫棉核心技术，美国的抗虫棉竞争不过只能退出中国市场。
复旦大学的卢宝荣教授也表示赞同：
大豆，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和驯化曾是我国的骄傲，但由于关键技术上的缺乏，现在我们无法生产出品质好、产量大、成本低的大豆。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我们对体质和健康的要求日益提高，我们更需要优质的大豆、猪肉、油脂来保障我们的健康。贸易战肯定没有赢家。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好的技术，我们永远都要依靠别人，我们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了，能够用同样的方法生产出同样的大豆，才能真正完全独立于其他的国家。
科学家们从中美贸易战的角度，提出了推进转基因技术的重要性，这也不是科学家第一次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摇旗呐喊了。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比较慎重，也有自己的考虑。
2015年，《科学世界》采访了时任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的寇建平。
科学世界：我国近年来一方面从国外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等农产品，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在国内种植转基因作物，这种做法是不是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呢？
寇建平：如果谈到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就会涉及很多问题，不仅仅是从科学上证明都是正确的就可以了，要放在全局的高度来看待。政府要做决策，要考虑到各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来综合评定。
我国现在的农产品供应充足，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一连增”，甚至目前还有很多农民手中的粮食卖不出去，同时，现在国际粮价非常便宜，可以随时买进。因此从国家的层面来说，还没有那么急迫的生产需要，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考虑。再考虑什么时候开始产业化，在多大范围内产业化，产业化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这不能说农业部在转基因推广问题上不作为。作为政策制定者，考虑问题的角度和科学家考虑的不完全一样，要考虑到多个因素的平衡。
一旦转基因作物开始推广，就必须考虑和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方面的问题。我国有抗虫的转基因产品，国外也有同类产品，如果放开市场的话，我们能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如果推广的话，会不会正好给外国的大型公司机会，反而把我国的市场全部占领了？这样看来，我们要推广转基因作物种植就有个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比如在我国的技术和国外的技术可以互相抗衡的时候。但如果我们和国外竞争的结果是我们只占了百分之几的小小份额，那么这样的推广实际上是很失败的。
现在我国对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的需求，不像当年对转基因抗虫棉花那样强烈。如果放开种植许可，依然没人种，那么就会增加管理成本（产品检测和标识，在其他国家申请安全证书，种植区要设置生物隔离带，连续监测等），这对政府来说，就意味着放开种植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科学世界：相比之下，日本、韩国也和中国的情况类似，都是允许进口转基因作物作为食品，但不允许在本国种植。
寇建平：他们和我国的情况看起来类似，又有不同。日本、韩国的土地面积非常小，大米基本上是自己种植，玉米和大豆基本都是从国外进口。如果他们的大豆和玉米自给的话，那么连水稻也没地方可以种了，所以，是否推广种植某种转基因作物，需要权衡利弊。如果综合评估以后感觉合算才能推广，不合算就不能推广。
科学世界：我国自主研制的几个转基因作物已经获得了生物安全证书，为什么迟迟拿不到种植许可？
寇建平：《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管理的是转基因生物的研究阶段，得到这个证书，就可以证明它对人体和环境都是安全的，若要涉及推广生产的话，还要经过《种子法》规定的品种审定程序。管理品种审定的人和管理安全的人考虑的角度不同，在安全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他们要考虑到生产需求、生产性状（丰产性、稳产性、抗病性、抗旱性等），农民种植了这样的品种以后会不会使粮食产量增长，农民会不会获得增收。品种审定还要做转基因作物和现有非转基因作物的对比试验。主要考量生产性能、种业安全。通过品种审定以后，就可以获得制种许可和种植许可，进行推广了。
科学世界：我国研制的抗虫棉当时为什么能得到推广呢？
寇建平：上世纪90年代初，棉铃虫对农药的抗性很高，甚至直接泡在农药里都不死，因此造成我国棉花大面积的减产。抗虫棉可以抵抗棉铃虫的侵害，保住棉花种植业和下游的棉纺工业，所以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民到企业，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需要，于是抗虫棉就顺利得到推广了。
科学世界：去年，我国进口了7130万吨的大豆，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转基因大豆，那我们为什么不批准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呢？
寇建平：这个问题要放在宏观的角度来看。
首先，我国的耕地已经被过度开发了，没有后备耕地。我国目前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要想多种小麦，恐怕就要少种大豆。东北地区要是全部用来种大豆，就不能种玉米或水稻。因为我国的耕地面积很有限，而人民对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又是刚性的。国际上大豆和玉米的价格不同，我们自己种植大豆和玉米的面积和产量也不同，这样就要算一笔账，看看选择进口哪种粮食最为合算。
我国能取得十一连增，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单产提高了。近年来，到处修高速公路、修高铁、开发房地产，已经挤占了大量的农业耕地，粮食种植的总规模应该是缩小了，但是单产有明显提高的话，就能在有限的种植面积上产出比以前更多的粮食。
第二个原因，就是产业结构调整。高产作物更多地代替了低产作物。在东北，种大豆的平均产量是亩产120公斤，玉米的平均产量是1000公斤。在价格上来说，单位重量的大豆的价格比玉米高一倍。虽然价格只差一倍，但是单产差了七倍。种玉米的机械化程度还更高，方便收割。如果你是农民，你愿意种植哪种作物来提高自己的收入呢？
第三，国际粮食市场上的粮食到岸价比国内生产的粮食还便宜许多，品质也比国内好得多。国外的转基因大豆比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含油量高2～3个百分点，而且品质均衡，大豆的尺寸较一致。国内的大豆种植用的品种比较多，造成品质不够均匀。别看我国的农民耕地少得多，平均每户种植的大豆品种却有3～5个，集中到一个村、一个县，种植的品种就更多了。作为榨油的企业，把这些品质不一的大豆收上来，大小不一，含油量也不一致。所以，他们在第一步先要根据大小进行筛选，否则在压榨的时候，颗粒大的大豆被压碎了，而颗粒小的大豆根本没有被压到，造成浪费，筛选也是有成本的。此外，大豆油压榨企业一年365天都要开工生产，国产大豆只有在大豆收获期才有，如果用国产大豆来榨油的话，就必须准备大量的资金，把能保证一年生产的大豆都收到仓库里，这样的话，既要占大量资金，还要花钱买仓库用地。现在很多油脂加工企业都喜欢用国外的转基因大豆。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需要，随时向国际粮食市场购买所需要数量的大豆。这样既不用占大量的资金，也不用建大面积的厂房。
科学世界：有人认为，我国对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过高，如果国外突然停止供应大豆，就会马上对我国的粮食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寇建平：我国去年对大豆的需求，就是国产的1000多万吨，再加上进口的7100多万吨。如果不进口这7100多万吨的转基因大豆，只有我国自己种了。要种出6000万吨大豆，就需要4亿亩耕地。国家要保证农产品供给，不可能单独为大豆划出4亿亩耕地。随着我国每年对大豆的需求都在增长，种植大豆的耕地面积也必须随着增长。我们现在都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对蛋白质特别是动物蛋白有了更高的需求。这些产肉、产奶的动物都要吃含豆粕这类含蛋白质高的精饲料。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要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要不断改善，因此，对粮食的需求还要增加。既然我们无法自己种出这么多粮食，只有买国外的了。
粮食安全是个大概念，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有误解。难道说，每个国家要把所有的粮食都自己生产才能叫做“粮食安全”？要是那样的话，历史上的“闭关锁国”政策是最“安全”的了。中东地区的那些产石油的国家，几乎没有耕地，都是大面积的沙漠，他们该怎么谈粮食安全呢？我们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利用两组资源和两组市场，各国用自己的优势商品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商品，这就是国际贸易的规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保证农产品供给，谷物基本自给，饭碗里装着自己的主粮（小麦、水稻、玉米）。”农产品除了给人作为食物，还要有一大部分作为动物饲料。如果留给动物作饲料的粮食也要完全自给，我国的18亿亩耕地是远远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口的。我们只要把基本的主粮保住，其他的就可以随行就市了。进口大豆的价格很便宜，而国产的传统大豆要施很多农药和化肥，产量很低，还远远满足不了国内的需求。
还有，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脱离目前的国际形势。仅靠“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不能保证粮食安全。能有效供给粮食，满足国内人民的需求，就是粮食安全。不光粮食要追求安全，工业也要追求安全。目前我国的飞机发动机、高级汽车的发动机都要依赖进口。我国的粮食一直在增收，国际的粮价一直在下降。我国已经加入了很多国际组织，参加了各种国际公约，和各国保持好关系，就能保证粮食安全。反过来也可以这样想，在很多欧美国家的日用品都是中国生产的，那么外国人会不会感到不安全呢？“万一中国不出口日用品了，那我们连一把刀、一只锅都生产不出来了。”因此，这种看法是杞人忧天。
科学世界：主粮能推广转基因作物吗？
寇建平：首先，这个提法就有问题。从安全性上来说，无论是主粮还是杂粮，我们对所有的食品安全的要求是一样的，都必须是安全的。不能说主粮必须安全，就用严格的审核程序，而杂粮就可以把标准降低一点。
第二，主粮的产业化，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技术成熟、生产有需求、农民欢迎、国际贸易上对我国有利、安全性没问题。经过多个角度综合评估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推广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以及在什么时间和范围内推广。
科学世界：我国是否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主要基于什么来考虑？
寇建平：如果要推广转基因作物种植，希望我国农产品的产量能有一个大的提升。偷偷种植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农民，固然是看到了可以少打农药、节省劳动力的优点，但他们没有看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在追查转基因大米的新闻报道之后，湖北生产的大米就卖不出去了。由于很多消费者对转基因不理解，造成了一些恐慌心理，就会排斥可能混有转基因成分的一切产品。不能简单地说农民欢迎就推广。受到农民欢迎、科学上证明安全，只是推广种植的一个前提。我们还需要综合考虑：推广、种植以后，对种业是什么影响？国外的跨国大公司介入竞争后，我们还能不能保持优势？
每个国家出口转基因食品到其他国家的时候，都要申请进口国的安全证书。一般来说，审核一个品种的安全证书需要3年时间，因此，出口国在贸易开始的3年前，就要把安全证书拿到手。美国的跨国公司到欧盟申请一个基因的安全证书，平均要经过3年，花费1亿美元。如果还想要出口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同样需要支出这些时间和金钱。假如推广之后，农民发现受益不如理想中那样好，不愿意再种植转基因作物了，那么政府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来阻止基因的扩散，否则会影响到其他商品的国际贸易，到时候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呢？流通和监管都要支出很大的成本。加入这些额外的成本以后，如果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最终却连这些费用都没有赚回来，那么总的推广效果就是负的，会得不偿失。只有先把这部分亏空填补了，如果收益还有富余，才有推广的价值。
（节选自《科学世界》2016年第2期“转基因”特辑）
寇建平先生几年前的解释，基本可以对应今天这几个科学家再次提出的担忧。
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