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以1919年物价指数为100，则1930年大约为129，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3元，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4元左右。
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
1911年到1920年：大米每斤3.4分钱；猪肉每斤1角2分钱，白糖每斤6分钱，食盐每斤1到2二分钱，植物油每斤7到9分钱；
1926年到1930年：
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到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
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史料分析，二十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
按照《一九一八～一九八零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二十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平民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维持。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
二十年代，,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很宽裕（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8至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二十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至5元。鲁迅在一九二三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三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
乘坐“洋车”人力车，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元。
民国时的有轨电车和人力车。
二十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合4分钱）；至西单牌楼二段18枚（合7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26枚（合1角钱）；至西直门四段32枚（合1角3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至东单牌楼二段18枚；至东四牌楼三段26枚；至北新桥四段32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10枚；至天安门二段18枚；至西单牌楼三段26枚；至西四牌楼四段32枚。
……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天安门一段14枚（合五分半）；至宣武门二段20枚（合八分）。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年至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六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四菜一汤。花费1元钱可请客涮羊肉。
大馆子请一桌十席（人），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20元，每人2元。鱼唇席10元、海参席8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供十一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
（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1角；
（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
（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20枚（或五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1角，点心每盘1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7分钱。
二十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二角，城南游乐园门票2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1至2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1元左右。
根据1927年至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元，合每月17元（合现在的人民币？百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文化阶层，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size]
—— 陈明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