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在外交上谋求脱俄入欧，加之国内国族建构的需要，力图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俄罗斯则从曾经最亲密的兄弟民族，变成了塑造身份认同的他者。双方在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上都产生了重大分歧，总结起来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谁是基辅罗斯的后裔和文明继承者？这关系到俄乌两国在文化上是否真正“同宗同源”；
第二，如何评价17世纪的乌克兰哥萨克大起义和随后签订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在帝俄-苏联的历史叙述中，这份协议标志着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合并；
第三，是一些争议领土的历史归属问题，主要集中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第四，如何评价俄国革命与内战期间的乌克兰历史；
第五，则是斯大林时期的饥荒和镇压。
这些历史论争与政治冲突相互交织，给后苏联时代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了诸多困扰。
本期外刊扫描选取了两篇关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历史问题争议的文章，分别围绕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评价和对顿巴斯地区历史归属的争论。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对历史的阐述和对历史话语权的竞争如何在当代的俄乌关系和国族建构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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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哥萨克与沙皇的“解放”
整理自：The Ghosts of Pereyaslav: Russo-Ukrainian Historical Debates in the Post-Soviet Er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3, No. 3 (May, 2001), pp. 489-505.
作者：Serhii Plokhy
1991年6月21日，独立的乌克兰国家成立半年多后，一批来自乌克兰哥萨克兄弟会的活动家来到基辅近郊的小城佩列亚斯拉夫，在这里宣布成立新的哥萨克委员会。同时他们发表声明：一是宣布乌克兰哥萨克从此解除对俄国沙皇的效忠誓言；二是宣布从此只忠于乌克兰人民。看起来，这是一个明显年代误植的举动，因为哥萨克的时代早已过去，而罗曼诺夫王朝也已经灭亡了大半个世纪。但在当代乌克兰的国族建构中，此事的象征意义却十分突出。1854年，正式在这座小城，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哥萨克酋长国与莫斯科沙皇的使者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将乌克兰哥萨克置于莫斯科沙皇的保护之下，从而开始了俄国对乌克兰三个半世纪的统治。
17世纪中叶，今日乌克兰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统治之下。1648年，操乌克兰语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在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下掀起了反抗波兰人统治的起义，建立了哥萨克酋长国。为了寻求外部支持以对抗波兰人，赫梅利尼茨基决定投入俄国沙皇的怀抱，于1654年与俄国签订了象征“俄乌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然而长期以来，关于这一协议的性质和内容，尤其是它建立的究竟是保护国关系，还是宗主权、军事联盟、联合统治还是彻底的归属，俄乌双方的历史学家始终没能达成共识。因为这一协议的原本已经遗失了，不同的副本在内容上也有很大出入，成了一桩学术悬案。
正因如此，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以及它的始作俑者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波兰人将赫梅利尼茨基视为这场大动乱的领导者，是屠杀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刽子手。而在俄罗斯，无论是职业历史学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将赫梅利尼茨基视作是将俄罗斯与乌克兰重新联合起来的英雄。乌克兰人对赫梅利尼茨基的态度最为复杂，有人认为他缔造了第一个乌克兰人的国家，有人认为他将乌克兰出卖给了俄国。还有人认为签订《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他迫不得已所做出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三种选择——接受土耳其、波兰或者俄国的统治里面，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国是一种相对最不坏的做法。尽管有不少人同情他，但很明显，他的民族英雄地位在解体后的乌克兰已经遭到了动摇。
在当代乌克兰的国族建构中，哥萨克的历史是其重要的历史资源。赫梅利尼茨基创建的哥萨克酋长国被视为是现代乌克兰国家的前身；乌克兰哥萨克所具有的部落民主制传统得到今天乌克兰人的高度赞扬，被认为是他们区别于专制的、亚洲的俄罗斯的标志。在俄乌关系中，一方面，乌克兰哥萨克曾多次反抗过俄国的统治；另一方面，正是哥萨克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接受了作为莫斯科沙皇保护国的地位。多个世纪以来，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态度都是政治态度的重要标志，在现代乌克兰也一样，两国历史学家和政客们对此进行了持续的争议。
在苏联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标志着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再统一。赫梅利尼茨基的起义被称为是“乌克兰人民的解放战争”，是被压迫的乌克兰哥萨克农民为了反抗波兰地主的压迫，选择与俄罗斯兄弟重新联合起来。早在上世纪20年代，苏联历史学界就为这场起义的性质进行过论战。当时有“哥萨克革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三种观点，最终以米哈伊尔·波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支持“农民战争”观点的人取得了胜利，成为苏联时代的正统观点。1954年，在《佩列亚斯拉夫协议》300周年之际，苏联举办了“俄乌合并300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为这一历史事件正式定性。正是在这场纪念活动中，克里米亚作为俄乌友好的礼物被划归乌克兰。
在独立后的乌克兰，“再统一”的说法被抛弃了。但在俄罗斯，这一说法在学者和大众层面一直在使用，并以此强调俄乌之间同根同源的历史联系。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如列夫·扎波罗夫斯基认为“再统一”的说法并不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创造，而出自19世纪的乌克兰作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称作是“罗斯人的再统一”，用来反击当时西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文化和政治倾向。例如曾对乌克兰现代历史学做出巨大贡献的19世纪乌克兰历史学家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就认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是同一个罗斯民族的两个分支，而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表明乌克兰人作为一个罗斯东正教族群，想从暴虐的波兰天主教徒手里解放出来的愿望”。在苏联时代，“罗斯再统一”的说法被“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再统一”所替代，这个说法既结合了帝俄时代的观念，又结合了苏联对乌克兰人独立民族身份的确认。
面对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外交上的欧洲倾向和文化上的去俄罗斯化，许多俄罗斯学者从历史出发，证明乌克兰对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向心力。如谢尔盖·萨姆伊洛夫认为，赫梅利尼茨基的做法并不仅是他个人的作用，而来自大众的意愿和压力。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共同点远比与波兰的共同点多，在动乱期间，迁往西边天主教世界的人很少，而前往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却很多。对于乌克兰人自诩的西方文明身份，他指出乌克兰人甚至经常和土耳其人、鞑靼人联合起来对抗波兰。正是俄乌之间的联盟使他们免遭波兰和土耳其异教徒的统治。然而，也有不少极端者回到帝俄时代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观念，将乌克兰是做俄罗斯在民族和文化上的附庸，甚至认为乌克兰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在他们看来，苏联解体如同基辅罗斯瓦解一样，是人为的分裂，未来理应有新的“再统一”。
1954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300周年之际，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作为礼物送给了乌克兰
在乌克兰，尽管否定了旧的历史叙述，建立新的历史解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写作这一历史事件时，多数乌克兰历史学家从国家学派的范式出发，认为这场起义最重要的结果是乌克兰哥萨克国家的形成，赫梅利尼茨基的主要成就是国家建设的不完全实现。这一观点在苏联解体之后逐渐成为主流。1995年，乌克兰政府隆重纪念了赫梅利尼茨基诞辰400周年，将他高度评价为是早期现代乌克兰国家的创立者。但对于他与沙皇俄国合作的做法，多持沉默或否定态度。随着俄罗斯成为乌克兰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主要“他者”，一些曾反抗过俄国统治的历史人物获得了高度评价，例如曾在北方战争中与瑞典合作的盖特曼伊万·马泽帕，成为乌克兰独立后新的民族英雄。也有不少乌克兰人认为， 赫梅利尼茨基对乌克兰的贡献比马泽帕更大，他的做法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与俄罗斯不但有共同的历史，还有共同的东正教信仰。
在乌克兰，最早挑战苏联官方观点的是60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米哈伊洛·布莱切夫斯基。他在60年代主张用“合作”的说法取代“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再统一”。他批判了官方史学中的阶级观点和泛罗斯观念，认为“再统一”的说法是要理想化俄国的专制统治，否定乌克兰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他强调这场战争中的民族因素而非社会因素，主张用“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来称呼这一历史事件。在当时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背景下，“民族解放战争”的说法获得了很多支持，并逐渐成了独立后乌克兰社会的主流观点，甚至被称为是“乌克兰民族革命”。这场“革命”并没有因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签订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1676年，以盖特曼彼得·多罗申科的投降为结束，标志着哥萨克们建立统一乌克兰国家的失败。总之，从民族主义和国家形成的角度解释历史，成了独立以后的乌克兰历史叙述的新趋势。
1997年，俄乌两国签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时，就有不少乌克兰人将其比作当代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用来警告政府：当年哥萨克们缔结条约时认为这只是普通的军事同盟，不料却成了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开端。如今与俄罗斯的条约也会带来种种不确定的后果。作为一桩历史公案，佩列亚斯拉夫的幽灵依然困扰着今天的俄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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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巴斯地区：谁的固有领土？
整理自：The Donbas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The Use of History in Political Dispu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2 (Apr., 1995), pp. 265-289.
作者：Andrew Wilson
顿巴斯，即顿涅茨河河谷地区，主要指今天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这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直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也是曾经乌克兰俄罗斯族比例最高的地区，仅次于克里米亚。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冲突已经前后持续了接近四年时间。其实这并不是顿巴斯地区第一次与基辅发生对抗。1918年，此地的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就曾与基辅分庭抗礼，最终在德国的干涉下遭到镇压。早在苏联解体前夕，西乌克兰和基辅的历史学家就意识到了乌克兰对顿巴斯地区的领土控制并不稳固，因此试图论证乌克兰历史上就拥有对这一地区的主权。与此同时，地方的亲俄势力和俄罗斯历史学家也在提供一些相反的历史叙述，试图证明顿巴斯与俄罗斯历史的密切联系。本文不去考证哪种历史叙述更为科学，而试图展现这种对历史话语的竞争与地区政治纠纷之间的联系。
在乌克兰的历史叙述中，证明这一地区属于乌克兰的首要依据，是乌克兰人是“最先”到达这里的民族，其他都只是后来的移民。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些学者甚至追溯到了公元五世纪的斯基泰人。但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从中世纪早期的基辅罗斯开始。乌克兰学者认为，在10、11世纪时基辅罗斯的东部边界已经抵达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他们在顿河河口建立了定居点和贸易中心，并且击败了这一地区的突厥人汗国，将黑海变成了“罗斯海”。
这样的说法有个隐含目的，就是将俄罗斯排除在基辅罗斯的文明继承者之外，从而削弱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为政治上的脱俄入欧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如果基辅罗斯是乌克兰人国家而非俄罗斯人国家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乌克兰人对顿巴斯地区的所有区最早便能追溯到10、11世纪之时。但由于基辅罗斯的文明继承者尚存在争议，这样的观点很难站稳脚跟。
相比之下，乌克兰方面更有说服力的历史依据，来自16—18世纪的哥萨克时代。其中操乌克兰语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和操俄语的顿河哥萨克是最大的两支哥萨克群体，前者常被视为是现代乌克兰国家的前身。在乌克兰人看来，扎波罗热哥萨克与邻居顿河哥萨克有着截然不同的起源和政治社会传统。他们主要是来自乌克兰中部地区的逃亡农奴，尽管接受了莫斯科的权威，却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在文化上，扎波罗热哥萨克混合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传统（例如乌克兰巴洛克建筑），有自己的民主自治传统。这使得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宣称，扎波罗热哥萨克是“欧洲文化的东部边疆”，与亚洲的俄罗斯截然两类。
乌克兰历史学家，如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认为当时的顿巴斯地区处在扎波罗热哥萨克、而非顿河哥萨克的控制之下。尽管他也承认哥萨克们并没有划定明确的边界。扎波罗热人发起的远征最远到达过顿河地区。不仅仅今天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甚至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地区都曾是扎波罗热哥萨克的领地。此外，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相对良好关系使得扎波罗热人能够更加自由地在克里米亚汗的领土上定居。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1648年发动起义并建立哥萨克国家后，扎波罗热人获得了对这一土地的进一步统治权。根据乌克兰历史学家的说法，赫梅利尼茨基曾于1655年签署法令，宣称东至顿河的所有领土都属于这个新建立的哥萨克国家。然而这份法令并没有留下原本。另一个论据来自1751年一个法国旅行者的地图，图中表明今天的顿涅茨克州处在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控制之下。直到1746年，叶丽萨维塔女皇才人为地限制了扎波罗热人的活动范围，将流经顿涅茨克州的卡里米乌斯河作为两大哥萨克群体的边界。
总之，在乌克兰版本的历史中，乌克兰人是这片土地上唯一土生土长的民族，直到18世纪后期以后，帝俄的殖民政策才尝试对这片土地进行人为的俄罗斯化，迁来各个不同民族。与此同时，乌克兰中部的农民想要寻找新的土地时，却被鼓励迁往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而非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尽管1764年创造了“新俄罗斯”这个人为的行政区划，沙皇的成功依然是有限的，在乡村地区，非俄罗斯族居民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直到1860年后，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有了大规模俄罗斯移民的涌入。
苏联建立后，顿巴斯并入乌克兰，在20年代一度进行了重新的乌克兰化。然而从1932年开始，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这一地区涌入了更多的俄罗斯移民，俄罗斯人的比例不断上升，并不断冲击当地的乌克兰语学校、大众传媒和文化。到1989年，只有1-2?顿涅茨克当地学生使用乌克兰语进行学习，地方电视台和出版社几乎被俄语垄断，乌克兰文化只存在于民俗领域。在乌克兰人看来，这样严重的俄罗斯化是人为的，是只存在于近一两代人中的暂时现象，独立后应该迅速将其拨乱反正。
在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东部的亲俄人群中，却有着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历史叙述。俄罗斯人也宣称自己是最先到达这一地区的民族，还有部分人认为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
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基辅罗斯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式国家，与最东边的顿巴斯之间只有形式上的联系。当时的顿巴斯与其说是基辅罗斯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一块位于斯拉夫人和鞑靼人之间的只有少量居民点的过渡区。在哥萨克时代，俄罗斯人从16世纪起就从东、北两个方向向这里移民。当时乌克兰人尽管也在向东移民，但主要集中在哈尔科夫地区，顿巴斯地区仍以俄国移民为主。至于顿河哥萨克与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界线问题，亲俄派的历史叙述认为，黑海沿岸及其河流系统是顿河哥萨克与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杂居地区，且扎波罗热人在东南部的顿巴斯地区影响力较小。另一方面，尽管扎波罗热哥萨克到过东方很远的地方，但不代表到过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领土，今天许多扎波罗热人后裔所宣称的领土，即使是古代的扎波罗热人也不认为那属于他们自己。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顿巴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混居的，这点可以追溯到前现代时期的各个游牧民族，例如可萨汗国、金帐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等等，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中心。整个乌克兰南部海岸都具有这种多文化特征。至于现代顿巴斯的民族结构，则是当地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并非出自俄罗斯或苏联蓄意的民族政策。如同美国的西进运动一般，俄罗斯人的南进是一种全球前现代化背景下的自然结果，非行政手段所造成。总之，在18世纪末逐渐俄罗斯化以前，这一地区要么是属于鞑靼人的，要么就是多民族混居，从来都不是乌克兰人的固有领土。置于顿巴斯成为现代乌克兰的一部分，则是在1921年，作为“列宁的礼物”的结果。
1917-1921年间，基辅的各个乌克兰民族政府都在顿巴斯获得了寥寥无几的支持。1917年7月，圣彼得堡的临时政府在承认乌克兰国民议会时，还特意将顿巴斯地区排除在外。此外，1918年的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也表明了这里的民众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离心离德。在内战期间，顿巴斯人支持过布尔什维克，也支持过白军甚至马赫诺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唯独没有支持过基辅的民族主义政权。后来的顿巴斯尽管被并入乌克兰，却一直反对基辅和哈尔科夫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们的独立倾向。1920年代的强制乌克兰化在这里遭到了顽强抵制。相比之下，二战后的重新俄罗斯化才是当地正常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自然发展的结果。
在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派看来，加利西亚等原属于奥匈帝国的三个州，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大本营。而顿巴斯地区的历史道路一直是独特的，他们与俄国人的关系远比与利沃夫的关系更近。顿巴斯人面临的威胁不是俄罗斯化，而是“基辅化”或“加利西亚化”，例如1920年代的乌克兰化政策，就是用外来的政治精英来取代当地人。此外，一些乌克兰的政治标志都来自西乌克兰。例如作为国旗的蓝黄旗，民族主义者宣称它是基辅罗斯和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标志，但实际上它起源于利沃夫，只是一个区域标志而已，而顿巴斯的区域标志则是红色。另外，由于基辅罗斯本就没有统一的语言，只有教会斯拉夫语作为书面语，因此俄语文化也是当地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相反，西部的乌克兰语融合了很多波兰人和突厥人的语言，与古罗斯的语言文化也有很大差别。在顿巴斯居民看来，正是被西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把持的乌克兰中央政府，一直在粗暴干涉当地固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这种地域间的分裂在独立后的乌克兰始终得不到妥善解决，最终酿成了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此后的长期战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