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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混乱不堪,为什么教育人才辈出?

发布日期:2019-06-11  来源:
    民国时期,中国混乱不堪,为什么在教育这一块却是人才辈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都知道,在民国时期,对外有列强的虎视眈眈,对内有军阀政治的极大威胁,外患内忧之下的民国政府实则是弱势政府。而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力量的弱势必然会导致社会力量的进一步发展,这就使得:民国政府对教育这一方面无法强有力的控制,从而,使得教育领域人才辈出。

    历史上,对于民国时期各种理念的争议,一直都是文化界经久不衰的话题。这期间,多数文人都很喜欢民国文化的一道风景线,却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和众文人的风骨。

    民国时期的文人,兼备了骨气与勇气,对于文化有着自己执着的追求,哪怕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们依旧为了保护本国文化的命脉,不惜在战火中南渡西迁。无论多么艰苦的年代,都要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自由、价值。

    

    几件“小事”就足以看出那个年代的教育让当代人敬佩。

    虽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国家的财力不足,还要饱受战火蹂躏,但是,当时的民国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如1912年,当时任职首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他就会经常和时任教育次长的范源濂先生辩论一个话题。

    蔡元培先生在自己《自写年谱》中回忆道:“范君当时认为,如果小学没有办好,中学就更不可能办好,而大学也一样如此。所以,真的想把国民教育提高,应该先把小学教育办好,而我自认为,如果没有好的大学,中学教育的师资力量就没有办法保证,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力量一样没有办法保证,所以,我认为首先要把大学教育抓起来。”

    而就是两位先生这样的激烈讨论之后,两人把意见合起来,都认为:从小学到大学,没有那一方面不需要去整顿,这样,想提升教学质量都是不行的。所以,对于教学最重要的用具教学课本,各位教育大德们不知道倾注了多少心血。当时的各文化学着,无论是从国外留学回国的,还是从中国传统的教育私塾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都对于语文教育抱着高度的重视。

    这其中,就连蔡元培、胡适、鲁迅这样的大学者们,都参与制定了国文教科书。所以,当时的民国语文课本《开明国语》,就是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组织编写,再有丰子恺先生亲自负责插画,课本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由众位学者们全新创作或再创作而来。

    

    可想而知,当时的民国课本是有多么的不可多得!

    小学课本,看似简单,其实,这里的每一个字都融入了学者们的大量心血。当时的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支持着这些文学家们研究民国教育的教材,就像小学语文课本中,每一课就是很少的一二十字而已,但是,这些学者们都十分谨慎地反复考量。

    学者们都认为:课本里的内容,一方面要保证课文具备汉字的美感,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这才是教育的两大本质。就比如:当时,学者们因为课本中的一句话到底用“来来来,来上课”还是“去去去,去上课”就争论了很长时间。一些学者认为:“来”字笔画多而“去”字更简单,但是最后,大多数则认为:用“去”字不够亲切,最终选用了“来”字。

    

    那么,在民国时期,人才选拔的怎么样的呢?

    可以说,在民国时期,选拔人才的方式并没有按照什么严格的规范制度去进行。即便是当时的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选拔人才也都是以衡量学生的才学为主要考量,从来不会去用严苛的考试程序作为标准。

    就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很多的大学南迁,北大、清华、南开等等名校也是如此。之后,众所大学在湖南长沙共同筹建了“临时大学”,这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就在1939年,“临时大学”恢复了招生,从全国各所大学优秀的大学生中选拔人才,这期间的报考的条件就是:考生必须先上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进行笔试环节,最后,还有口试环节。

    话说,在报考者中,有一位优秀学生名叫周法,他在获得了考试资格后,经过前两个环节的考试,最终,在重庆的傅斯年寓所参加了最后的口试环节。由于,答辩的时间比较长,中午大家一起吃着包子,而周法就一边吃着包子,一边还不忘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而周法这样的举动,丝毫没有引起面试官老师的反感。

    

    这位年轻人最终得到了傅斯年先生的垂青,他建议周法日后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课题研究,此举也奠定了周法将来成为一代语言学大师的基础。用人别具一格,也是西南联大特有的用人作风,要是德才兼备,都可以成为优秀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沈从文先生早年小学毕业就去军去了,所以,虽然先生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受人尊敬,可是,先生却不曾任职过教员或是讲师之类,也不曾留学海外。但是,虽然沈从文先生背景平平,在1939年,西南联大还是破格聘请沈先生为教授。

    类似沈先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比如:1926年春天,清华大学也曾破格聘请过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在国学院研究院担任导师一职。这样的用人风格,保证了民国当时人才辈出,思想前瞻的可能!

    在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想聘任胡适先生为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胡适先生婉拒后,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三人,与此同时,梁启超先生一并推荐了陈寅恪先生。当时,曹校长认为:陈寅恪先生没有著作也没有学历背景,不符合学院导师的用人要求。

    这令梁启超先生十分生气,梁启超先生强调:陈寅恪的寥寥几百字的见解,超过其它的长篇大论一本书,这样的人,虽没有背景,但是,绝对是一等一的才学。

    而最后,陈寅恪先生也被破格聘请了。

    

    1931年,清华大学校长由梅贻琦担任,梅先生始终认为:大学的存在,并不是形式上的学校屋舍,真正的存在,是各位学识、学者、导师们的存在,他们才是一所大学的“灵魂”。

    所以,在梅先生任职校长期间,当讨论办学路线时,有人问起梅先生的见解,他通常会说:“我尊重大家的建议。”可以说,在各种治校策略上,梅贻琦最大程度地尊重着各位教授的意见。他的理念则是:大学的主体是众位教授,而校长不过是服务于各位教授,以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人。这一点,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氛围里,也是十分明显的。

    为了坚持民主治校的理念,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的存在。大学里只允许有“先生”和“学生”两种称呼,坚决不允许存在官位称呼。著名的民国作家岱峻先生曾回忆说:“民国时期,大学里,如果哪位导师同时担任学术与行政职务,在称呼上,都会是学术职务在前,行政职务在后的。”可见,当时对学术的尊重氛围。

    而这样的氛围,也保证了思想、政治见解的充分自由,导师和学生之间,也会自己的用行动维护着这份珍贵的自由。

    

    1939年,陈立夫先生任职教育部部长时,他提出:“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导师,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或是即将成为国民党党员的人。”

    对此,引起了导师们的轩然大波,其中,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先生就义正言辞地表示:“如果非要我加入国民党,我宁可辞去院长一职。”而后,当陈先生得知,同屋教师是国民党党员后,他提出了换房居住,理由就是:“和这样的室友居住,骂国民党不方便。”其实,这也是导师们表达着自己思想自由的最真实的表现。

    而在“民主治校”这个层面上,蔡元培先生是最早的实践者。他针对传统学校“老爷式”左派,在大学组建了大学评议会。同时,将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大家、饱学之士聘请入校,加入到大学评议会。

    在大学里,评议会作为了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关,这样就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到了学校的课程、法规、办学方向等事情中来了。所有的办学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决议,这也充分保证了办学的学术质量,想来,这才是办学真正的大道!

    

    中国古代,很多时候对于文人,都不是很尊敬的,而民国时期,文人的傲骨得以凸显!就如国学大师任继愈回忆说:“王叔岷在刚刚完成著作《庄子校释》的时候,傅斯年毛遂自荐,为他写序,而王叔岷却拒绝了。王叔岷先生认为,傲骨文人都要如老虎、狮子猛兽一般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会选择群居。”

    这样的小事,也将民国时期的文人傲骨情怀表现的淋淋尽致,让今天的文人望其项背!

    而这股文人傲气,不仅表现在了毫不掩饰的赞扬,也更加的表现在了明目张胆的无视之中。在西南联大时期,大学里的文学系成为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而在这样的时期,任职导师中,白话文作家也越来越多了起来。这一切却让清华教授刘文典愤愤不平,他曾公开言论:“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该拿四百块,我自配不如该拿四十块,而沈从文只配拿四块钱。”

    如此露骨的评价,傲气、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刘文典先生真可谓是一代大师。倔强的刘文典先生,甚至,还会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先生。曾经,大学里又一次警报响起,大家都往外跑,刘文典先生也一样,可是,当他忽然想起心中无限敬佩的陈寅恪先生身体羸弱,而且,看到身边的陈先生跑的精疲力竭的时候,他大声的叫着身边的学生、老师前来帮忙,嘴里还喊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而这个时候,恰巧看到他最藐视的沈从文先生跑的比谁都快,于是,他便大声呵斥着沈先生:“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会讲《庄子》了,学生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力量而跑,而你这个人,你跑什么!”

    

    其实,这也充分体现了刘文典先生倔强的真实、可爱,文人如此真实、质朴,才是民国教育的根本。不但如此,狂傲的刘文典先生,居然还在任职安徽大学校长期间,为了学生运动的事情,不惜顶撞老将。他当众不称其“蒋主席”,而称其“新军阀”,现场,傅斯年先生也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丝毫没有畏惧强权的样子。

    殊不知,在乡下的傅斯年先生是十分谦和的,一次李庄之行,区长、镇长请傅先生吃饭,傅先生坚持道:“如果车夫的饭菜与自己的不一样,那么,我就拒绝吃饭。”如此反差,让我们见识到了民国大学者们的桀骜不驯,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心怀天下。

    可以说,这样的学者真的是民国的幸运,他们的敬业程度,也是值得现代的学者们学习的。

    朱自清先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年,先生任职西南联大教授时,经常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生活艰难至极。可就是这样,先生也坚持着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二点后,再回去休息。一次,先生不小心得了疟疾,十分不适,就因为答应了学生们第二天上课发作文。

    所以,他忍着不舒服连夜批改学生文章。疟疾不适,他干脆就把马桶放在书桌旁,整整一夜,拉了30多次。第二天,朱自清先生整个人脸色蜡黄,眼窝深陷,都快脱了相。而就是这样,先生还是一大早,提起包就给学生们上课去了,丝毫没有理会自己身体已经极度不适。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文人,也是中国文人的先驱与代表。他们不但不畏强权,即便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依旧不会忘记追求着内心深处“自由的国度”。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是可以上战场的士兵形象,有的甚至羸弱至极,但是,在文化领域,他们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大英豪。

    从兢兢业业办学的校长,再到一丝不苟、诲人无数的导师,民国时的文人们,的确用自己的风骨和真才实学践行着自己思想、文化、政治、经济、艺术等领域的先行者身份。所以,这些文人学者们,他们的傲骨风范,才真的算是民国往事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观古鉴今,目前我们实行的一些教育理念,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花结果。所以,可以说,多从民国教育中汲取经验,对于发展现代教育是非常有裨益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太多。

    参考资料:

    【《民国时期的教育现状》、《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教育发展》、《自写年谱》】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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