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教会大学, 指的是19世纪晚期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 包括新教创办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13所和天主教创办的3所。
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1880年前后, 当时主要是在教会中学的基础上发展大学, 最早的是登州文会馆于1882年升为大学。19世纪末期, 中国还有4所类似的大学, 它们是:北京汇文书院 (1888年) 、通州华北协和大学 (1889年) 、上海圣约翰书院 (1890年) 、杭州长老学院 (1893年) 。进入20世纪后, 教会大学的发展达到高潮。这一时期, 不少中学升格为大学, 原有大学也加以扩展, 教会大学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
教会大学最初创立的目的是为了传教, 为了宣扬基督教。如齐鲁大学的前身登州文会馆办学的目的是“固无日不以宣道为目的”, 它的宗旨是“道德其一, 学识其二”。所谓道德, 是指学生必须接受基督教的灌输, 成为教会的忠实信徒;所谓学识, 就是学生要接受传教士的训练, 为扩展教会的势力和为外国侵略者及反动统治阶级服务。[2]从1900年之后, 教会大学注重吸收教徒和非教徒的子女入学, 给以一定质量的训练, 使他们毕业后能够占据关键性的位置, 以影响中国的政治朝着有利于传教士所属国家在华利益的方向发展。对教徒子弟灌输宗教, 也着重灌输西方的影响, 教给他们西方的习俗, 以便可将他们输送到外国人办的企事业中去, 为其政治的、经济的利益服务。
五四运动后, 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了推动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发展, 1921年9月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伯顿率领的“中国教育调查团”一行16人来中国考察。调查团清醒地看到形势发展对教会学校带来的挑战, 提出了教会学校的应对方针:在性质上彻底地基督化, 在气氛上彻底地中国化, 把效率提高到新的高度。简单的说就是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3]所谓“更有效率”, 主要体现在:教会不仅仅关心学校数量的增长, 而且更关注教学质量的提高, 关心师资水准、经费和教学设施等方面。在经历了20年代中期的反基督教运动和20年代末期的“立案”风潮之后, 教会提出“更基督化”的主张, 这并不意味着进一步强制在学校推行宗教教化, 而是要以培养基督化的人格作为学生德育的标准, 用基督化的人生观、习惯、态度、理想与知识教育学生。在教会人士看来, 处在新的历史时期, 教会学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表现基督化的人生哲学, 并在日常生活中显出这种基督化生活的实行精神。照他们的理解, 公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的区别在于, 公立学校之道德训练乃根据伦理, 教会学校之道德训练则根据宗教, 以基督之救世热忱及其乐于牺牲, 勇于服务之精神, 感化学生, 使其本着此种精神, 潜移默化, 蔚成一种基督化人格。至于如何“更中国化”, 1922年出版的巴顿调查团报告指出:教会学校要增加中国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比重;西籍教师要认真学习中国文化;学校课程要适合中国国情;要保存中国文化优点, 学校要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更中国化”的方针。
二、教会大学的历史贡献
(一) 教会大学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教会大学过去被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但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 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 大多在这里滋养形成。因此, 教会大学校园内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 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较高与较深层次。教会大学既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特点, 又吸收融合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 这使得教会大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不少教会大学负责人都主张教会大学通过吸收中西文化之精华, 使之具备明显的文化传播功能。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指出:“若中国今日不需要外国文化之输入, 则尽可闭关自守, 而无待于西洋科技艺术之灌输, 社会经济思想之流入。然在今日之中国, 其实际对于外来吸收之不暇, 遑论拒绝。足见西洋文化之输入, 乃为补救中国文化之不足而决非侵略的。”[4]教会大学负责人普遍认为, 中西文化具有互补的功能, 二者不能偏废。燕京大学十分注意中西文化的融合。1923年, 燕京大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成立了“合作基金委员会”, 陆续延聘了一些美国著名记者和教授到校任教, 将西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方法系统的介绍进中国, 并不断与密苏立大学交换教授与学生。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延揽了一批著名的中国学者进行历史典籍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 还在燕大招收研究生, 设立奖学金, 该机构在不长时期里迅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抗战期间, 华西协和大学和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发起成了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 以客观的批判精神, 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 并直接交换思想, 共同努力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5]学社成立后, 组织国内外学者研究东西文化, 搜集各国有关文化、学术方面的资料, 编辑文化丛书, 接待来访的国外知名学者, 并定期召开学术座谈会和讨论会。教会大学还通过资助学生出国留学, 鼓励教师出国进修和考察, 接受外国教会提供的图书仪器设备, 以及聘请外国专家学者来华任教等形式, 广泛进行中西文化交流。
当然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也有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教会大学的一些学者以研究学术为名, 将中国的珍贵文物和典籍转移到国外, 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掠夺。
(二) 教会大学冲击了中国传统教育
第一, 教会大学影响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目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侧重于“德”, 忠、孝、节、义、仁、和是其基本教育目标, 内容不外经史子集等儒家经典。而教会学校则注重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学校在进行宗教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 还注意学生的体魄。许多学校开设了体育课和美育课, 开展球类、田径和文娱等各项文体活动。教会大学还从传教的实际需要出发, 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活动, 帮助他们成立各种俱乐部和青年组织。如:自治会、青年会、体育会、大学生会、家学会等, 还经常举办各类辩论会、交际会、音乐会, 以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
第二, 教会大学改革了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
中国封建教育, 尤其到清代崇尚空谈和琐碎考据, 与现实生活完全脱离。而教会大学的教学内容的最大特点就是与社会实际联系密切, 切实可用。其课程除宗教和中国经典以外, 还有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音乐、美术、法律、医学、心理学、逻辑学等;所学知识包括声、光、电、天文、测绘、纺织、缝纫、园艺等;还有专门的物理化学实验室, 使许多有关知识言之成理, 验之可证。随着时代的发展, 课程门类不断增加, 学习程度也逐步提高, 这些知识对于学生增长知识、开拓视野、了解世界, 以及他们今后走向社会, 经营谋生, 均有实际意义。
第三, 教会大学改良了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
教会大学改变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模式, 引进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方法。教会大学比较重视知识的接受规律, 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和程度, 实行分科、分班和分级教学, 教学时讲究由浅入深, 由具体到抽象, 循序渐进, 逐步提高。同时, 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死记硬背方法, 注重启发式教学, 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提问, 发表自己的见解, 实验由学生自己操作。学生经过几年学习后, 基本能够熟练运用英语, 并对近代世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能有个基本的了解, 其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及实际技能都明显超过封建私塾培养出来的学生。
传教士办学, 就其历史背景来说, 无疑带有文化扩张和渗透的性质。在传教士中, 有人披着宗教外衣以办教育为名, 介入中国内政, 为外国侵略势力张目。但传教士众多, 背景复杂, 不能一概而定。客观上, 传教士引进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 用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人, 对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形成威胁, 在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和促使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传播等方面, 有积极意义。
(三) 教会大学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一, 教会大学的联合办学模式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准, 为现代大学间的相互协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抗战爆发后, 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先后撤退到成都华西坝, 为适应战时需要, 与设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进行了联合办学。与此同时, 之江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以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部分师生在上海租界实行联合办学。这一时期, 各教会大学之间的协作大致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行:如随时磋商以协调各校间的关系;对教学采取统一安排, 分别开课的办法, 允许学生跨校系自由选课;联合举行毕业典礼等。联合办学使各校在办学规模、教学、科研等许多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战时教会联合办学, 是非常时期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做法, 但开创了大学间联合办学的范例, 这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 教会大学“教学、研究、推广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变迁。
在教学方面, 到20世纪20年代, 教会大学的教学内容进一步趋于系统化, 在教学上注重直观, 通过模拟练习, 实地考察, 社会调查等方式, 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能力, 引导学生养成独立思考和观察习惯。另外, 教会大学重视科研、推广, 并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采取各种手段避免这三者的分离。这种体制的结合使教会大学与社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从而具有了培养人才、发展学术、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功能, 扩展了高等教育的职能范围, 在一定程度上使自身走出了象牙之塔。
第三, 教会大学注重实效、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 为其进一步影响中国高等教育乃至社会各个层面创造了条件。
教会大学学生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 且相当一部分人熟谙中西两种文化的背景, 走上社会以后, 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诚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的:“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已经绝迹四十多年, 但它的校园、建筑、图书以及其他各种教学、研究设施, 仍然继续用于高等教育, 它的教师和毕业生, 仍然在大学和其他部门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工作, 而其中一部分已成为若干领域的领导和骨干。他们运用在母校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服务, 而且还或多或少的继承着教会大学传统校风中的优良部分。”[6]
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是多方面的 , 最重要的原因是教会大学能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形, 不断的对自身进行适时调整, 通过中国化的过程, 逐步融入中国社会, 他们的办学经验为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 教会大学推动了中国妇女教育的发展
自古以来, 中国妇女的地位就十分低下, 无论是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 还是在中国民间的风俗文化中, 都具有较强的歧视妇女的痕迹。中国妇女不但从小就要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 培养依附于男人的思想, 而且还被迫接受缠足, 受到惨无人道的肉体摧残。美国传教士赴华后, 便大力提倡男女平等思想, 反对妇女缠足, 提倡妇女解放。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 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 在19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 它突破了几千年的禁锢, 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20世纪初, 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 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该学校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 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 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 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除了专门的女子教会大学外, 其他的教会大学也开始招收女子入学。到1920年, 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有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不多, 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例如金陵女大前后毕业学生1千余人, 这些人在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 在1919年-1947年毕业的学生中, 从事教育工作的占34.4%, 从事社会工作的占12.8%, 从事科学研究的占9.7%, 从事医护工作的占4.7%, 其它占38.4%。[7]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 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 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里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19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 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子学校。
传教士创办女子学校的目的在于为出身于一定社会阶层的中国女子提供教育, 从思想上和道德习惯上对他们施以健全的西方教育, 同时灌输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而并非是处于底层社会的女子普遍受到教育, 这是其局限性之所在。
无庸讳言, 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为此, 教会大学曾引起众多中国人的反感, 自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 它长期被人们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但是, 以现在的眼光看, 这种尖锐的批评虽不无根据, 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讲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远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 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中国教会大学的特殊性在于背靠西方而面对中国, 其最初创立时的传教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 由于它处于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形势下, 想要在中国存在下去, 必然要适应中国的国情, 适时做出调整, 向本土化、世俗化发展。从文化传播角度, 从教会大学文化事业在社会的影响来看, 其努力并未完全付之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