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和她的新书（范浩林摄）
为国家发展献身的日语学生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急需一批会日语的人才。但当时的中国高校教育还属于起步阶段，80%的人上不了大学，当时也没有私立大学，仅有的几所公立大学，其招生也是全国性的。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的夏天，王敏成为了大连外国语大学的一名日语专业大学生。
早期中国高校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需要。大学毕业后，王敏的其他同学，根据国家的需要，在不能自主选择的情况下，被分配到了各个工作地点。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学位制度还没有建立，能够大学毕业，已经是最高的学历了。但是国家不满足这样的现状，国家想继续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深造的场所，于是建立了大学院单位。其中，四川外国语大学就是一个试点单位，那里面成立了一个为健全中国大学院制度孕育而生的试点班，班里的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招来的，只招收10人。招收的标准跟所有的大学一样，成绩最基本的要求，想继续求学的王敏便是其中之一。
王敏（左3）与青年学者们合影（王敏提供）
王敏眼中的四川：辣中有味
在四川学习生活了多年的王敏，对四川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而王敏也被相关机构评为了“名誉四川人”。面对记者，王敏说出了她眼中的四川。
一、四川方言像外语。王敏初到四川后感到特别惊讶，因为当地人讲的四川话自己完全听不懂。虽然自己学的是外语专业，但中国本身就有许许多多的方言，这些方言听起来就像外语一样，需要重新的学习和对待。王敏也感受到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幅员辽阔的国家。
二、四川的女孩子非常漂亮。王敏说很多女孩子其实年龄很大了，但自己以为她们还没有结婚。她们的皮肤非常好，性格也十分开朗，很积极向上，很少抱怨。她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热爱，让王敏感受到了一种平常心、平常人和平凡生活的态度。王敏说：“她们告诉了我应该怎样去对待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四川的女孩子给我的启示非常大”。
三、四川的饭菜非常好吃。王敏称，自己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虽然很辣，但辣中有味，直到现在为止，自己依然很喜欢吃辣的东西。
四、四川人很能吃苦。王敏表示，四川是一个温暖的地方，那里的稻子每年能生两季，但北方只能生一季。这就代表，四川人比北方收获的多，也会比较富裕，但付出的相对也会多。所以，四川人的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平常心中的不平凡，跟自然是有一些关系的。
王敏在演讲（王敏提供）
全中国试点日本文科生留学第一人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和日本之间还没有大量的派遣留学生。因中国急需人才，理工科比较现实和实用，所以少数的留学生也集中在了理工科。但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日之间留学生的派遣，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为了打开交流的层面，让更多领域的留学生来日本学习，当时的中日政府达成了协议，准备从人文科学领域，选出一名学生作为试点。而这一名学生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日语写的论文。王敏他们是日语研究试点班的第一批学生，他们毕业论文都是用日语写的，换言之，当时在中国，有被选拔资格的，只有那10个人。最终，王敏被选中，来到了日本。
王敏感慨说，当时日本政府寄来的机票，就放在传达室窗口，是任何人都能拿走的。而到了北京国际机场出发的时候，却发现只身一人文科的自己，跟成批派遣的理工科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那时候的服务设施和程序，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健全和成熟，管理也不像现在这么完备，甚至登机的时候，都没有人来检查证件。
1982年，王敏来到了日本的宫城教育大学就读。和所有愿意在学业上进步和发展的人一样，王敏每天只睡4个小时、刻苦读书、钻图书馆、写了好几纸盒箱没处发表的论文。在这基础之上，才找到了一份非正式雇用的工作，但工作的收入也是非常少的，一个课时一个月只有2万多日元，要在好几所大学里工作，才能每个月拿到10万日元，这些钱仅够最简单的生活费，王敏一周只吃一颗大白菜，因为还要买书、买资料，所以生活非常艰苦。王敏回顾这20多年，她说：“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孤独，不辞辛苦，像洋插队一样才有的今天”。
2000年，王敏成为了东京成德大学的一名正式的在职教授，这一年她46岁了。
王敏的授课，主要是中日比较文化、文化交流史等。经过了几十年，王敏也有无数的日本学生。被问到，有没有想过放弃日本回国工作生活时，王敏表示，从“研究日本”这一职业来看，如果在国内，自己会在一所大学里安定工作，有工资，有国家提供的宿舍，会比在日本舒适多了。但是这样自己就不可能全面了解和认识日本，自己了解和认识的日本只会存在于书本，而在日本生活的话，可以每天呼吸日本的空气，每天接触日本，这是另外的一种生活。
王敏最新的两本著作（王敏提供）
日本文学文化的源头是中国
4月1日，日本公布了新任天皇的年号“令和”，首次在日本古籍中取字，也让中日文学比较的话题，再次热议。
对中日文学都有颇深研究的王敏称，日本文学文化的源头是中国。日本的文学文化是在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才产生的，这是一种分子和分母的关系，不可割裂的关系。像我们一样，小的时候对父母依恋，长大后独立了自成一家，心情是不一样的，虽然还念着父母，但是依恋和依赖发生了变化。日本文学文化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它们对母体的关系便会越来越淡化。
现在的日本人，虽然从道理上明白源头在中国，但现实中很少意识到和关注到这一点。
就像新年号“令和”一样，虽然取自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但仍然无法抹去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公开资料显示，《万叶集》借鉴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收编了部分汉诗。值得一提的是，《万叶集》成书时，日本尚未拥有自己的文字，全部诗歌采用汉字为注音符号记录而成。
从中日文学文化，引申到中日关系，王敏表示，中日两国若想加深互相的理解，更好地开展双方的交流，就要相互多了解对方的历史和文化。中日间的历史和文化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是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关系。两国都隶属于汉字文化这样的母体，中国要想更好地认识自己，日本要想更好地认识自己，双方都是一面镜子，有很多共同的优点，同样，也有很多共同的缺点。
日本新年号“令和”出自《万叶集》（网络图）
和100年前的日本文豪宫泽贤治对话
在日本生活了37年的王敏，编著和翻译的作品数量非常之大，但其中，很多著作都与日本100多年前的文学巨匠宫泽贤治有关，包括《谢谢！宫泽贤治》《宫泽贤治，对中国天马行空》《宫泽贤治和中国》等编著和《宫泽贤治杰作选》《宫泽贤治童话选》《宫泽贤治和中国》等译书。
王敏称，宫泽贤治是100多年前出生的人，和现在的日本人相比，他能更深刻地、更本能地追溯日本文化的母体，而那个母体就是和中国的关系。王敏说，他的作品读起来感觉非常亲切，通过他的作品，不仅可以了解和学习日本，同时还可以了解和学习中国。
“对我来说，宫泽贤治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他告诉了我日本文化的源流在哪里。同时也告诉我，这个源流，作为源流母国的中国人应该知道。通过学习他的作品，我感到惭愧，因为我对母国了解的太少。所以，宫泽贤治告诉我，应该很好地学习日本的文化，因为学习日本的文化，就是在学习中国的文化”王敏如是说。
宫泽贤治（网络图）
王敏助力中国名著在日本发行
王敏不仅把日本的著作翻译成中文，还把中国的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进行了二次创作，呈现在了日本读者面前。
被问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时，王敏称，首先是自己喜欢，其次是宫泽贤治告诉自己，日本人精神的灵魂深处，总是和他们的文化源流有着某种联系，而这个源流自己应该学习，因为自己学习的还不够。王敏表示，通过对这些作品的二次创作，也是自我学习的机会，学习之后，感觉能够跟宫泽贤治这样的日本人进行对话了。
王敏对中国名著的二次创作，是针对日本读者，将其中较难理解的部分去掉简化，改成微型的作品，对于原著原有的情节，则没有改动。王敏在二次创作过程中，也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她希望翻译整理这些作品，可以使得这些作品跟日本对话，使得同一个源流的中日文化更加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