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当了两年会计，又被当时的公社从村里抽调出来帮助工作。一天公社书记对我说，跟我去村里蹲点吧，我便把铺盖卷往自行车一夹，就跟书记去一个村子蹲了点。说是蹲点，实际书记根本在村里蹲不住，大部分时间，是我一个人在村里蹲着。
那时干部下乡特别讲究和社员们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就是吃派饭，一个村里几个小队，一队一队挨着往下轮，到哪个队队长就挨门挨户往下派，派到谁家，到吃饭时间，谁家便到住处去叫，一般是一家一天。
我下乡蹲点的村子叫庄子河，是平山县北部的一个村庄，一百多户，四百多口子人。她隐藏在太行山余脉，一个叫王母观山的山脚下，陈旧破败的土坯房散落在一沟两坡，村里人世世代代靠山坡上那几亩薄田维持生计。但这里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尽管很穷，但为管下乡人员一天饭，大部分人会倾其所有，尽管我那时仅仅是个小青年，也不是什么领导，但通过一日三餐，老乡们的那份实在，那份温情，还是常常让你感慨万分。
早晨饭，家里的女人都是先把泡软的蔓菁干和小米放到锅里，煮熟后再下点杂面或拌上点白面疙瘩做成“菜饭”，再从咸菜缸里捞出腌制了一年的萝卜块子洗净切成细条，浇上醋和香油用以下饭。最令人叫绝的是在铁锅里贴的玉米面饼子，先把面用开水烫一下，再兑上凉水活好面，挖出一疙瘩在两个手掌上翻腾几下，啪的一声拍在早已烧好的铁锅边上，然后盖上用高粱秸扎成的大锅盖，等饭烧好，饼子也就好了，掀开锅盖，一股清香扑面而来，用铁铲把烙好的饼子铲下来，贴锅的一面便焦黄脆巴。就上菜饭咸菜，吃起来干稀适度香甜可口。中午饭，最多的是吃面条。擀面条是村子里衡量一个女人锅头台子好歹的重要标准，闺女媳妇一个比一个有功夫，面活的硬，片儿擀的薄，切得细而均匀煮到锅里绝对不会糟。满满地盛上一大碗，浇上主人家平时舍不得吃的干豆角和腊肉炖成的汤，吃起来别有一番乡土风味，美不可言。现在人们吃面条，大都是机器压的，滋味和那时比真有天壤之别，流行的兰州拉面，美国加州牛肉面都不能相提并论。晚饭，和早晨饭差不多，条件好点的就给你烙两张白面饼，碰到特别热心的，就把自己酿造的可能珍藏多年舍不得喝的红薯干酒拿出来，炒上几个鸡蛋，切上一盘咸菜，男主人就和你边吃边喝，东南西北，说古道今，村里的事儿也就知道的差不多了，这就是三同的好处。
吃派饭也有很多让你哭笑不得的事儿。这里的人们生活的古老而实在，比较热情好客，但很多人不讲卫生或者说没有条件讲卫生，那时候一辈子没有进过澡堂正经洗过一次澡的大有人在，年轻人也是夏天跳到河里洗一洗而冬天就凑合了。做饭的水平差别也很大.。有的人把好东西做的也很难吃，如烙饼烙糊了，做菜做咸了，甚至在饭里吃出虫子吃出头发吃出布条的事也经常发生，也不排除极个别有意见的人故意刁难你。有这样一家，就老兄弟两个，皆为光棍，也许是真不会做饭吧，早晨熬白菜，中午又是熬白菜，准确点说是水煮白菜，一点油也没有，贴的玉米面饼子像石头，梆梆硬，半生不熟，凑合两顿后，我再也不敢去吃了。
吃饭的地方也很有意思，讲究一点的，有桌子椅子，请你上座，有主人陪着，吃一碗有人给你盛一碗。大部分情况是大人小孩鸡猫狗围在一张小低桌前，大家都坐在小凳子或蒲墩上，自己动手，吵吵闹闹，俨然你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还有的是桌凳皆无，自己去锅里盛上饭和主人往院子里或者门口一蹲就扒拉起来。有一次，正在院子里蹲着吃饭，忽听主人女儿一声惊呼：鸡上锅头了，女主人一着急就去呐喊着吓唬鸡，老母鸡一下子慌了神，连飞带跑，扑通一声掉进了锅里，碗也打了饭也脏了，羞的女主人满脸通红，一顿饭也就这样热闹的结束了。
最令人尴尬的是吃饭时把你另眼看待，也就是说你吃的饭跟别人的不一样，只给你做一碗捞面条或烙一张白面饼，全家老小喝面汤吃玉米面饼子。面对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眼巴巴的望着那晚饭的目光，面对一身泥土一身汗刚从地里干活儿回来的男主人，面对一脸菜色辛苦勤劳忙完地里忙家里的女主人，你这饭可怎么下咽。每逢这种情况，我就采取折衷办法，吃点好的，以示不违拗主人的一片好意，趁主人不备，强吃一些“大众饭菜"，以平衡自己的不安心理。
那时统一规定，吃一天饭，交主人四毛钱一斤粮票。饭后总有一番关于钱和粮票的争执，后来有了经验，去时准备好，走时趁主人不注意，放在一个不十分显眼的地方，免去了很多麻烦，也有人发现之后，又给你送了回来，这是你千万不要再推辞，否则，人家会非常不高兴，觉得你看不起他。
在这个村里前前后后共住了有四个月左右，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去吃过，虽然也去别的村子里吃过派饭，但时间都比较短，印象不深。但在这个村子里吃派饭，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回忆起来，乡亲们的音容笑貌，村里的新闻轶事，犹如昨日一般。因工作关系，后来也经常请别人或被别人请吃饭，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饭店，无论是什么样的美酒佳肴，怎么吃也吃不出当年的那种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