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与浩瀚宇宙相比,人类文明渺小而脆弱。寒流、地震、洪水、疫病,都能令它闻之色变。灾难引发自然与民生骤变,时常左右着历史的走向……
往期回顾
灭顶之灾|欧美病菌大战:投我以天花,报之以梅毒
作者|柳展雄,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豆瓣书评人,《经济观察报》特约撰稿人。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法国大革命直接原因,乃是现实的吃饭问题,1788-1789年异常寒冷的天气造成粮食歉收,农业减产导致工业萧条,再导致贸易停顿,温饱线边缘挣扎的民众走上街头,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毁灭明朝的小冰期,打击了欧洲
《圣经·启示录》第6章预言,世界末日降临的那一天,象征战争(Conquest)、饥荒(Famine)、瘟疫(Plague)和死亡(Death)的四个骑士,策马奔腾,收取大地众生的性命。
天启四骑士当中,瘟疫最为凶险。平民遇到打仗可以逃亡,遇到饥荒也可以逃,而瘟疫无处可逃。在现代医学获得突破之前,人类对大多数疾病束手无策,14世纪黑死病杀戮了欧洲至少四分之一的人,所谓“西方殖民者杀死三千万印第安人”的谣言,其实大部分印第安人死于旧大陆的天花等传染病。
通常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也有限度,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只有三十年战争达到大灭绝级别,学者估计伤亡最高可能有1150万,德国人口花费一百多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平。
了解这点,我们才能体会17世纪末大饥荒的恐怖,那个时期的气温比现代低0.9°C,最冷的1690年代低1.5°C。地球进入漫长煎熬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
冬天干旱,夏季无雨,反复无常的天气折磨人间世。小冰期压垮了大明王朝,并且重创了同时期的西方基督教文明。1696—1697年饥馑造成至少1/4的芬兰人饿死,苏格兰受灾最严重的阿伯丁等郡,死亡率高达20%。
1660—1663年、1675—1679年、1693—1694年,饥荒打击了全欧洲,没有一个省份丰收。在此期间法国大约280万民众丧命,占总人口的15%。小麦价格节节攀升,农民买不起面包,只能吃原本喂牲口的荞麦。一些穷人把坚果外壳和橡子果实磨成粉,混入黑麦、燕麦里做面包充饥。贝利省谷物颗粒无收,督办官罗贝特看到灾情,极度震撼:“这里农民的灾难,比土耳其的奴隶处境还要悲惨。”
灾情最严重的时候,路易十四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从国外输入小麦。进口商把第一批食品运至巴黎后,不前往农贸市场,直接在卢浮宫的台阶上支个摊位贩卖。
凶年饥岁里,幸免于难的仅有英国和尼德兰(大致是今天的荷兰、比利时),两个代议制国家。很多人相信路易十四那种中央集权的制度,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有议会的国家,各等级共同商议,物资分配的更合理,经济运转得更均衡。
蒂莫西·布莱宁在《追逐荣耀1648-1815》补充,避免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水运。近现代人类能吃饱饭,除了农业本身的发展之外,更依靠交通的改进。
铁路发明之前,陆面运输的效率低下。有位英国作家估计,一艘载重30吨的小船在海上航行,相当于陆上100匹马的运力。运输货物尤其是粮食、木材、煤炭等大宗商品,雇佣驳船队比雇马车队便宜还安全。陆地押运经常碰到崎岖路段、山林盗贼,运输成本为海运的20倍。
英国有泰晤士河(Thames)、塞文河(Severn)、默西河(Mersey)等天然航道。地壳运动把不列颠岛塑造成狭长的形状,内陆最深处的村镇距离海岸线不超过160千米,无论哪处遇到饥荒,救援物资都能及时运到。尼德兰号称“海上马车夫”,半个国家泡在大海里,水陆面积相当,航运发达,是全球唯一水运吨位高于陆运吨位的国家。在英国,水陆吨位比例大约是1:1,在法国是1:10。
法兰西三大河流的通航能力,没有一条能媲美泰晤士河。最著名的塞纳河(Seine River),现代人一提到它,脑海里浮想到“优雅”“浪漫”字眼。然而在商业价值上,这条河完全没用。水道蜿蜒曲折,在近代早期条件下难以通行。罗讷河(Rhone River)受到阿尔卑斯山冰雪融化的影响,河水流量在春季流得太快,夏季流得太慢,一年中有3个月不适合行驶。卢瓦尔河(Loire River)水面最开阔、运输量最大。尽管如此,部分河段水流不规则,沙洲密布,水运交通得不到充分开发利用。
在气候等种植条件上,法国是西欧最优良的小麦产区,上帝给了法兰西充沛的雨水、肥沃的土壤,却没有给法兰西通畅的河道,以便运输。大部分谷物由车马陆运,成本很高,超过几公里,利润就没了。一个村庄产粮再多,消费市场也不会扩大,农民懒得改进耕种技术。直到1840年法国保持男耕女织的原始模式,生产效率停滞在一个世纪前的水平。铁路发明应用后,农业才获得根本性的变化。
马铃薯天然适合自由主义?
路易十四在位末期,极端气候暂停肆虐,法国重新拥抱温暖舒适的阳光。最后一次全国性饥荒出现在1709年,尔后虽然歉收频繁发生,但再没出现人口剧减的惨剧。法兰西繁衍栖息2000万子民,成为欧洲人口第一大国,是英格兰人口的两倍多。
有些历史学家推断,欧洲从新大陆引入作物,波旁王朝后期经历一次农业技术发展,如果没有关税阻碍,增长会更明显。否则如何解释法国人口在一个世纪里的增长?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威廉·多伊尔说,18世纪的人丁滋生只是弥补16世纪以来的各类动乱(宗教内战、贵族叛乱)的损失,恢复到16世纪就有可能达到的水平。
经过小冰期灾荒后,部分农民引入美洲的玉米。这种农作物具有惊人的生命力,产出量是播种量的四十倍。对比下,小麦在一块全新的、肥力充足的土地上播种,产出率也只能达到二十倍,在劣质的土地上,产出率下降为十倍。
小麦的根系只能扎根到表层土壤,那一层的肥力耗尽后,下一年休耕,肥沃些的土壤则三年一休。玉米的根系发达,能扎根在土壤深处,土地无须休耕空置。如此神奇的植物,东半球的人类直到17世纪末才见识,实为文明史一大憾事。
哥伦布大交换的过程中,玉米苗漂洋过海来到欧洲,首先传播到意大利北部和法国西南部,18世纪中叶传到西班牙和葡萄牙,1800年玉米已生长在黑海沿岸地区。1786年法国阿尔比(Abi)主教区征收的谷物,有20%为玉米。在秋天收获的季节,成熟的玉米煮了烤了就能吃,简便易食用。小麦不能直接吃,从农田到餐桌,中间需要加工过程。
麦子首先运到水力或者风力磨坊,磨成面粉,再运到烤炉房,烘烤成面包。今天的家庭主妇烤面包,用一个电烤箱就足够,工业革命之前,烤炉房需要专门搭建、维护,属于领主的封建特权,磨坊同样如此,农民们想磨面粉、烘焙要交钱。
玉米有几个缺陷,它是一种喜光植物,最佳生长环境在阳光照射充足的地带。从营养价值方面,玉米匮乏蛋白质、麸质,不如小麦。所以玉米没得到普遍推广,局限在法国西南部。在经济价值上,来自美洲的另一种作物马铃薯,更具潜力,它含有除了维生素A和D之外所有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马铃薯起初作为园艺品种,在欧洲的土地扎根。它太容易培植了,不需要园丁精细照料,不需要专门的水土环境,就能发芽成熟。英国率先把马铃薯作为农产品播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还专门讨论了一番:“1英亩土地上,种小麦能生产2000磅,种马铃薯能生产1.2万磅。”
这位经济学大师仔细研究发现,马铃薯在三四十年的大规模栽培后,价格下降一半,成为伦敦车夫、搬运工等穷苦劳力最常吃的食物。亚当·斯密还开了地域歧视的玩笑:有马铃薯吃,英国再穷的人也能体格强壮,而苏格兰资产阶级以麦粥为主食,个个发育不良。中国有类似的地图炮,南方人瘦弱是因为喝粥。
马铃薯跟玉米一样,能直接吃,不需要经过领主的磨坊、烤炉房,还不需要脱粒。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缔造者、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大力提倡播种马铃薯,称赞这是一种天然适合自由主义的食物。玉米对水土有要求,马铃薯不管纬度高低、气候干湿,甚至能在外太空耕植,电影《火星救援》里,马特·达蒙吃马铃薯顽强求生。
马铃薯推广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迷信偏见,在基督教文化习俗,土地里长出的东西是属于地狱的、撒旦的。农学家把长在泥土里的马铃薯,归类到阴性植物当中。
普鲁士一个市民,看到马铃薯后,观察了半天,告诉特烈大帝:“这东西无臭无味,连狗都不吃,对我们能有什么用呢?”1770年那不勒斯遭受饥荒,意大利人宁肯饿死,也不吃外国运来救济的一船马铃薯。
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农民,为了提供猪牛饲料,大面积种植马铃薯,图卢兹人胆小到不敢用马铃薯喂猪,害怕它会污染猪肉。为了宣传这种新农产品,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晚宴舞会上,胸前佩戴马铃薯花束,可惜作用不大。有些人看到马铃薯的紫色花朵,根据经验判断这是一种有毒的颠茄类植物。
总之,美洲农作物的力量遭到高估,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传统农业格局没有革命性改观。研究清史的前沿学者指出,康乾人口激增,跟玉米、马铃薯相关性较低。
饥饿袭来,全国保首都
1739年一场寒流没有征兆地袭来,各省出现不同程度灾情。久违的小冰期卷土重来,严寒在1770年又一次降临,气候变化日益剧烈,农产品市场波动频繁。四年后,年轻的路易十六继位接掌王国。
1774年饥荒导致民众骚乱,史称面粉战争(guerre des farines)。骚乱波及巴黎和北方四个省区,这是大革命之前最大的一场群众动乱。政府出台了“全国保巴黎”的政策,方圆100英里范围内乡村,所有粮食供给都要优先满足首都需求,即便到了两倍于该距离的农产区,巴黎仍有不小的汲取能力。其他城市没有这份特殊待遇,只能吃高价食品,法国工商业中心里昂的面包价格,通常比巴黎高出1/3。
虽然巴黎的粮价已属便宜,但中等收入阶层人群仍然生活不易,他们大概要花一半工资用来买面包,另有16%的收入买菜和酒。至于“百味之首”——盐,有门路的人能买到走私食盐,老实巴交的人买价格贵十多倍的官盐。低收入者更悲惨,吃不放盐的面包,味道寡淡,跟现代广告里,麦芽香气、蓬松口感的面包,完全不是一个品种。在物资匮乏的市场中,连鸡蛋都成了奢侈品,贵族才享用得起。
托克维尔说过:革命往往不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发生,而在经济有所改善的时候发生。这句名言起到了误导作用,波旁王朝后期确实存在农工商飞速发展,但远远没达到繁荣富强的程度。
1788年一块标准四磅面包(loaf)面包价格稳定在9苏,夏季突然一阵强劲的冰雹砸毁法国北部良田,8月17日巴黎面包短缺,价格涨了1/2苏,民众怨声载道。9月7日,面包的价格涨到了11苏,两个月后涨到了12苏。
秋去冬来,巴黎市民感到这个冬天来得特别早、特别猛烈。小冰期再度施展淫威,贫民买不起煤炭取暖,路易十六特地开放部分宫殿,让臣民们进来躲避严寒。现代气象学家研究认定,这是18世纪最寒冷的两个年份之一。担任外交官的托马斯·杰斐逊来自美国南方温暖乡,在巴黎冻得瑟瑟发抖。
法国最南端地中海沿岸的橄榄树、葡萄树没能撑过去,枯死凋零。除了直接冻坏农地,寒冬通过间接作用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冰雪封住道路交通,运粮的路途更为艰难。隆冬腊月雪下得更大,法国大大小小的河流冻结成冰,水路运输基本停滞。河水结起厚厚的冰,还使得水磨无法运转,麦子无法磨成面粉,不久后的1793年庄稼大丰收,但因雨水不足同样导致水磨问题,依然造成了食品紧张。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法兰西上下人心惶惶,就连英国大使深表忧虑。
1788年圣诞节当天面包涨到14苏,这个价格是临界点,在十多年前引发“面粉战争”。当局宣布出手干预,派军队清理积雪,运送粮食。雇佣工匠,赶工建造人力磨坊。首都得到食品供应,粮价暂时获得调控,面包在1789年2月仅涨了1/2苏。
不过民生已经岌岌可危,巴黎的手工业者,平均每天工资是20苏多一点,单就面包一项便能花掉他薪水的88%。收入更高的律师、公务员等群体,也要支出三分之二的收入买面包。基尼系数奇高,中产阶级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闲钱消费购物,服装业萧条,纺织重镇里昂产品积压,至少有24000名工人失业。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纠缠在一起,法国重新召开三级会议,议员选举、内阁更迭、网球场宣誓,历史重大事件如走马灯一般迅速转动。民众作壁上观,一边看着高层翻云覆雨,另一边等着农业丰收。
春季冰雪解冻后,罗讷河和卢瓦尔河水流泛滥,淹没了数千公顷的农田,灾民耗费大量力气排水。5月到8月之间是一年中最揪心的时刻,前年储存的余粮即将告罄,新一茬的庄稼还没成熟,甚至不知道庄稼能否正常收上来。夏季突来的冰雹、暴雨,任何一场意外都能造成灭顶之灾,法语专有名词(la soudure)就是描述这个时间窗口。真真假假的歉收流言不胫而走,手头宽裕的富人囤积粮食,穷人惴惴不安。
布列塔尼、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多个省份出现骚乱,政府从国外运输补给粮,仍赶不上巴黎面包价格的涨速,7月14日面包的价格达到16苏,创下近二十年来最高纪录。也就是这一天,巴黎人的愤怒达到峰值。民众哀嚎遍野,贵族还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6月份军队驻防调动,民众怀疑国王要强行解散三级会议,军民摩擦数个星期。7月14日巴黎群众拿起斧头、菜刀、铁棍、猎枪,聚集攻下巴士底狱,大革命爆发,法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