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为了澄清与教廷相关的“礼仪之争”问题，法国传教士艾若瑟受康熙皇帝委托再度赴罗马，而当时受命随同前往的，则有中国教士樊守义。
樊守义，1682年出生于山西平阳，其与艾若瑟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赴欧时，正值25岁。
之后，两人从澳门启航，先后经南洋诸国，过印度洋，后抵达葡萄牙里斯本，并获得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的召见。
在里斯本停留数月后，艾若瑟与樊守义经直布罗陀海峡前往意大利。1709年春，两人抵达罗马晋见教皇克勉十一世。
在此过程中，艾若瑟和樊守义将康熙皇帝关于多罗来华、中国礼节问题及西洋教务问题的旨意一一向教皇呈述。
之后，樊守义在意大利呆了9年，其先后在都灵、罗马学习，并遍游意大利各地名城。
1718年，罗马教皇在收到康熙皇帝朱笔文书后召见艾若瑟、樊守义，并令其回国，称“将另遣使臣前往，向中国皇帝逐条陈奏”。
随后，樊守义随艾若瑟东返，途中经过葡萄牙时再次获得国王接见，并获赐黄金百两。
不幸的是，艾若瑟在经过好望角前往印度途中病故，当时有水手提议按传统将其遗体海葬，但此举遭到樊守义的坚决反对。
之后，樊守义一路护送老师的遗体运回中国，在圣土上接受基督徒的葬礼。
当年六月十三日，樊守义抵达广州，九月十一日奉诏到热河，向康熙皇帝报告相关事宜。也就在樊守义在京报告期间，前文提到的法国传教士傅圣泽被允许返回欧洲。
事后，樊守义著有《身见录》，记述了这段赴欧的经历。乾隆十八年（1735），樊守义去世，年53岁。
巧合的是，最早前往天竺取经的唐代和尚法显也是山西平阳人，后者著有《佛国记》，可谓与樊守义的《身见录》相映成趣，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爱约瑟、樊守义之后，法国传教士卜日生也于1751年（时为乾隆年间）带领两位北京青年杨德望、高类思和一位陈姓的青年前往欧洲。
此前，在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的指导下，杨、高两人已经学习了四年的拉丁文与基督教义。
1752 年7月，在历经一年的行程后，一行人抵达法国后开始了系统的学习。
在此期间，他们先用三年时间学习法文，之后进入一所由耶稣会创办的初级学校，修业期满后又进入巴黎遣使会创办的神学院深造。
1763年，学成毕业的杨德望、高类思两人均被祝圣为司铎 。
杨德望、高类思在巴黎学习期间，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探讨中国问题的。如法国汉学家德经和奥特雷曾专门就这类问题与他们进行了讨论。
此外，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杜尔阁也与之交往甚密，二人即将回国时，杜尔阁向他们提 出52个具体问题，请他们回国调查研究后给以答复。
这 52个问题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关于财富、土地分配、耕作等方面问题的共 30条；第二是关于技术如造纸、印刷、织物等方面问题的共15条；三是关于博物如地质、陶土、纸、墨、茶叶方面的问题共4 条；四是关于历史方面的问题共3条。
此外，杜尔阁还特别赠送给他们一批书籍，其中就包括法国生物学家布封的《自然史》等科学名著。
此外，法国内阁大臣贝尔坦也派人送给高类思、杨德望一封长达 22页的信，希望他们能提供有关中国的以下信息：
一是“公法”方面，包括历史、宗教、政治等，二是“私法”方面，主要关于中国法律与社会等；三是关于各种制造工艺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
为便于比较，贝尔坦给他们随带了三份材料，以分别介绍欧洲对这些问题的见解。
1765 年 1月，高类思、杨德望启程回国，临行法国政府赠送了望远镜、显微镜等礼品及旅费若干。
次年1月，高、杨二人抵达京城。对于以上问题，高类思、杨德望陆续寄出许多信件及实物，而杜尔阁则将二人的答复分别以《向两位中国人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和《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为题发表，成为法国重农学派的重要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很多观点即来自杜尔阁及重农学派，而从间接意义上说，这也包含了高类思、杨德望解答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