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开会一个星期，一到家就发觉电话上有几个留言，全是州政府的一个检控官打来的。第一个还很客气，说有要事，请我立刻给他回电话。后边一个比一个凶，最后说，我们知道你的住址，再不回电，就会动用法警去请你。
我昏了头，这是犯了哪条哪款？我可是一向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连违章停车都没有过，最多也只是开车超点速，还从来没被抓住过。一夜辗转反侧，第二天一上班就打电话过去，他要我到他的办公室面谈。
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州政府办公室，那个检控官一开口，我就更昏了──莫名其妙地自己居然卷入了一场伪造学历、买卖文凭的造假官司！
“你记得这个吗？”检控官抖着一张纸问我。
我接过来一看，是自己求职的一份简历。从内容和时间上看，那是若干年前，搬家来这里的时候写的。可是，当时找工作几乎碰破了鼻子，漫山遍野不知撒出去多少简历，哪儿还记得这一份。
他见我茫然不知所措，又问我：“有个南美大学你是否知道？他们曾经聘请你当教授，有这回事吗？”
“嘿呀，你怎么不早说，这事还记得。”
那时候，为了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我几乎翻烂了电话簿。给这个小城里所有的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都寄了简历，大多数都如石沉大海，只有南美大学的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岂有忘记之理。
刚听到电话，颇有些受宠若惊，可是，谈着谈着就觉得不对了：这是个以函授为主的大学，学员主要来自西南各州，但是招生对象遍布全美，既没有固定的课程，也没有科系设置，更没有我做研究需要的实验室和仪器设备。我听了半天，迷迷糊糊地想，这真是个大学吗？尤其是这个校长还问我有没有华人想拿大学文凭，我能否给他们招揽学生。他说的话怎么听怎么像个天桥的把式，和卖狗皮膏药的差不多。
唉，只听说中国的学术风气越来越坏，打假赶不上造假，美国也有这种江湖骗子？我问了几位老美朋友，他们一听就哈哈大笑，我当然也就恍然大悟，以后再也没有和这个学校联系过。
“现在是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道。检控官说：“还好，你没再和这个学校联系，要不就麻烦了。”
他告诉我，在美国，大学文凭还是很重要的，很多工作的最低要求是大学毕业。有了学历，工资和级别都不一样，晋升的机会也好得多。可是，大学不是国家的义务教育，有的人经济不支，有的人智力不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上大学。于是就出了一些低价速成的“函授大学”。有些大学还算正经，学费不高，教课不少，考试也简单，老老实实地传授一些专科的基本知识，帮助不少人圆了大学梦。可有一些就利用这些人想拿学位的殷切心理，打着大学的旗号制造假成绩单，贩卖假文凭，从中牟取暴利。南美大学就是这样的。
他说着，拿出一本南美大学情况介绍的小册子给我看，教授委员会的成员里赫然印着我的名字和其他几十个大名。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安慰我说：“你不用担心，我知道，这些名字是他们弄来装门面的，大多数人根本就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的也像你一样毫不知情。”
他还说，州警察局早已察觉到这个学校的非法举动，布置了线人，让一个女警察装成学生到他们的学校报名上学。他们果然没有让她上任何课，只是和她讲价钱，要把假造的文凭和成绩单卖给她。警察局事先布好了圈套，在他们买卖成交的时候，人赃俱获。
在搜查他们的文件时，他看到了我的简历。现在州里正在审理此案，他们虽然有了几个证人，可是全都是当学生的，因此他们到处找我，要我出庭作证，说明他们的教授委员会也是假的，根本就没有教课的教授。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地要我回电话了。可是，虽然来到美国很多年，我还从来没有上过法庭，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全是一头雾水。检控官笑着说，就把你刚才的故事原样说一遍就完了。还说了一通大道理，要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等等之类，就像当年小学老师的教诲差不多。
过了几天，我正在上班，一个法警来找我，给我送来了法院的传票。上边简单的几行字，要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到某处为某个案子出庭作证。如果届时不到，就可能以藐视法庭被抓起来。这可比那几个电话厉害多了，谁会有胆量和法庭作对！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上法庭，好在并不觉得紧张。按照例行公事报了姓名地址职业，法官让我举手对上帝宣誓，保证要讲实话。我心里一动，差点脱口问他：“我不信你那个上帝怎么办？”不过，看着黑长袍下严肃表情的法官和围在四周持枪荷弹的法警，我只敢在心里笑了笑，万一法官没有幽默感，说我扰乱法庭可就不好笑了。
检控官开始提问，和上次的问题一个样。
轮到被告的律师提问了，他首先说明，只有三个“是”与“否”的问题，都很简单。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的工作是否在州立大学任教？”我很奇怪，刚开始不就报过职业了？不过我当然不能这么反问他，只能答“是。”
“你认为你自己有资格做大学教授吗？”什么？我差点儿跳了起来，这不是废话么！我当然不会答“否”。
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南美大学的校长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答应给你教授的聘书了，是不是？”
我不由得停顿了一下，这小子果然厉害。三个问题，看似简短，却招招见血。很明显，这种提问的方式是想建立一个逻辑：你现在在大学任教，你够格做大学教授，你也收到了南美大学的聘书，自然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南美大学的教授了。如果陪审团按照这个简单的逻辑推论下去，南美大学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犯法。这些被告为了逃脱法律的惩罚，一定花了大价钱请来这个思路清晰的律师。
我想，如果再答“是”，岂不完全钻进他的套里了，就声明：“这个问题不是‘是’与‘否’能够说明白的。”我看看法官，并没有不许可的表示，被告的律师也没有像电视里那样举手大叫，阻止我发言，我就接着说下去：
“第一，我并没有接到南美大学的正式聘书。第二，南美大学校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答应给我的聘书是有附加条件的，要求我自己找学生，而且关键是找‘到’学生，没有学生就没有教授的待遇。我既没有答应这个条件，也从来没替他找过学生，自然也就没有成为他的教授。”
检控官笑了，被告的律师不动声色回到座位，法官点头道谢，我的任务完成了。
几天以后，在报纸的一个角落处，我总算看到一篇关于这个案件的报道。据说这场官司最终以南美大学的校长和几个同伙被判有罪而结束。
出乎意料的是，几个月以后，州政府寄给我30多美元作为出庭作证的误工补贴，我的第一次法庭经历就这样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