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K博士是我来美第二年的事情。经过一年的忙乱，修课考试，下一步就是选导师，做课题。读了几个教授的文章，比较起来， K博士的专业我最感兴趣，那是初露头角的边缘学科，当时国内尚且没有，我一心想着将来回国，可以成为大熊猫般的珍稀动物。不过，听说K博士已经有了两个研究生，不知是否愿意再接受新人。虽然美国高等院校规定，教授不可以拒绝指导学生，但是，教授也没有义务资助学生，对于我们这些远渡重洋的留学生来说，没有资助只能喝西北风，还读个什么书？
我抱着碰运气的态度找K博士谈话。他当时也不过40来岁，但是在我20多岁的眼里就是个老头儿了。他是个典型的欧洲人，总是西服革履开着汽车来上班，偶尔还会挂条领带，和那些穿着牛仔裤，趿拉着拖鞋，骑着自行车的教授比起来，总让人觉得不那么好亲近。尤其他那本来就是淡黄的头发还掉了一大半，发亮的头顶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谈话时，K博士笑容可掬地问我，为什么不愿意做理论。一般来说，选导师就像谈恋爱，也要两厢情愿。每年的这个时候，教授们手上一个单子，列出自己最想要的学生，学生手上一个单子，列出自己最想找的导师。
我早就听说那个搞理论的教授单子上有我，因为我在相关的两门课上都名列前茅。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的数学底子极差，看见满页的偏微分方程头就大，考试成绩好不过是因为我会背书，况且解方程不需要懂英文。而K博士的专业以实验为主，我自以为动手能力很强，可以扬长避短，但是，他的专业里有些曲溜拐弯的名词我却背得不熟，谈话让我觉得很沮丧。
谁知很快我就得到了好消息，K博士答应我给他作助研，从暑假起就给我全额资助。这对他原来的一个学生来说却是个坏消息，他的资助被取消了。我不好意思地向那个学长道歉，他却很豁达地说，这没有什么，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
同时他也警告我，K博士要求很高，发起脾气来，简直就像个斗架的公鸡，连整个脑袋都红得发亮，要多加小心才是。我不禁担心起来，害怕找错了老板。
唉，越是害怕越出事，刚开始做实验没几天，我就捅了个娄子，把一个真空设备的玻璃活栓给拧断了。我哭唏唏地去找他，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可他开口问的，却是我的手有没有被割破。在他眼里，我的安全比仪器设备重要多了！多年来习惯于国家财产高于一切的概念，我不禁感到荣宠之至。看我没出事，他连声称幸，反过来安慰我说，这个部件就是容易损伤，还责怪他自己没有买一个备件存着，影响了我的实验进程。不过两天时间新部件就到了，而且还多了一个备用品。我在感叹这种办事效率之余又有点儿遗憾，想偷懒可就找不到借口了。
也难怪我还真得希望能偷点儿懒，初到异国他乡，求学的日子实在不堪重负。面对着一种全新的生活，读书累，做实验苦，整天都像是上了弦的箭，难得有一丝空闲。
最头疼的还有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异。离开中国前我只学了三次英语，每次相隔六七年的时间，而且每次只有一年，从ABC重新开始。刚到美国时连上课都听不懂，说话行文怎么都有问题。好在K博士习惯了和外国学生打交道，常常我只说半句话，他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和他谈话倒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也习惯了别人能听懂我的半句话，从学校出去以后才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他那么聪明，不得不再下功夫重学说话，还挺有理由地埋怨老头儿把我给宠坏了。
其实，说他宠我的还真有人在。在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时，系里要求第二外语。我虽然修了德文，却怎么也发不好那个卷舌音，连练习英语的时间都不够，哪儿还有时间去攻德语？要在短时间里通过口语考试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灵机一动，问系主任为什么不可以用中文代替，还振振有词地分辩，那可是世界上占三分之一的人口使用的语言。系主任微微一笑，世界上的科学文献用中文发表的占了百分之几？我顿时哑口无言。
这个系曾经排在全美第二十几名，如今虽然内囊里空了起来，外边的架子还是不倒，很多严格的规章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关卡很多。和我同年进校的学生里，有的没通过四大基础课的考试，有的修课成绩平均达不到B，连研究生的资格都得不到就得走人。也有的通不过博士资格考试，或者做不好课题，只能拿了硕士学位出门。我难道也与博士学位无缘吗？
正当我愁眉不展之际，K博士出马了。他正式向系里提出，要求外国学生再学二外，通过口语考试的制度不合理。他以为有些学生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专业上的要求全部达到，不能仅仅因为二外不合格就被淘汰。有人开玩笑说他就是因为舍不得放弃我这个好学生才提出这个要求的，可是系里的教授委员会经过讨论却一致通过，取消了这个规定。理由自然也很简单，说到底，英文毕竟是最流行的语言，学生们只要能够阅读其他语言的科技读物就可以了，说话并不重要。况且，学生们是靠教授养活的，哪个教授也不想替学生付学费学些与专业无关的课程，有学习二外的时间，还不如做研究出成果更合算。
就这样，我终于成了准博士候选人。以后这么多年来，我不但不需要听说德语，连看德文文献的本事都没用上过。我们系里，后来的研究生们真应该感谢我才对呢。
说老头儿宠我的人，还有另一个原因，据说我的工资是研究生中最高的一档。刚到美国，以为这里也是人人吃大锅饭，拿钱都一样，大家在一起谈论起工资来也无所顾忌。另一个学生听说我的工资比他高就很不服气，找他的导师抱怨，他的导师就找K博士理论。老头儿回答说，我在实验室工作的时间是一般学生的两倍，已经帮助他出了好几篇论文，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事情，还没拿到两个人的工钱呢。那个教授回去就指责他的学生不用功，不但没给他长工资，反而把他的资助给停了。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Ｋ博士狠狠地剋了我一顿，我才从此长了个心眼，再也不和别人议论工资级别。
当然，还有很多事情，中美之间差异太大，我很久都无法适应。K博士一再提议，要学生们都叫他的名字，几个东方来的学生和实验员却一直都不习惯，一见他就会跳起来，毕恭毕敬地称K博士。他哭笑不得，问我为什么改不了，我告诉他，中国的传统习惯就是这样，“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是含糊不得的。老头儿大惑不解，他们连自己的父亲也未必这么尊重，何况对老师！再说，他也从不以为学生可以比作孩子。
时间长了，我听说他最不喜欢孩子。夫人雍容华丽，是一家大银行的高级职员，一生都不要孩子，俩人过的是双人贵族的生活。住的是市中心第二大厦的高级公寓，有管理员整理房子，吃的是附近的高级餐馆，业余时间看戏听音乐逛博物馆，尽量不染指家务，日子过得潇洒浪漫。
我有孩子时，朋友们都劝我小心，万一老头儿不高兴可就麻烦了。没想到他却非常通情达理，让我在家里写论文，只是在需要补充数据时再去做实验。有天我到实验室向老头儿汇报工作进展，顺便带了女儿向大家夸耀。
本来和朋友说好，请她替我照顾孩子，没想到刚出电梯就迎面碰上K博士。我吓了一大跳，担心他会发火。可是他看见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女孩，居然喜笑颜开。他大概从来没有接触过小孩子，抚摸女儿的时候那个小心翼翼的样子，就像对待珍宝，还说她穿着绒衣的可爱样子就像只毛茸茸的小兔子，逗得她手舞足蹈。几个在系里工作了很久的秘书见了，真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她们说，从来没见过老头儿如此和蔼可亲！喜爱孩子真是人的本性，人老了，性格就会更接近善良和仁慈的一面。
其实老头儿虽然面相厉害，心底却非常仁慈。他当系主任没多久，学校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在财务处兑换支票要缴手续费。那天老头儿参加学校董事会回来，满头恼火的样子还真像一只斗架的公鸡！他对我解释说，美国发工资用的是支票而不是现金。只有在银行有账户，而且达到一个最低存款额以后，才能免费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可是学生和勤杂人员的收入很低，没有能力在银行开这样的账户，只能在财务处兑换成现金使用。要他们缴手续费，就等于原本微薄的工资又减少了一层。可是，作决定的董事们自然不会去财务处兑换支票，有几个人会替这些下层人士着想？老头儿虽然连光秃秃的脑袋全气红了，也没能打赢这一仗。
事过不久，Ｋ博士又和学校打了一架。因为周围的环境日渐衰落，学校资金不够，陷入了财政危机。我毕业的那年，董事会居然决定裁减拿了永久聘书的正教授。老头儿拍案而起，认为这样做不讲信用和道义。他坚决不同意辞退系里的永久教授，一气之下，索性辞了他自己。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大药厂的副总职位，一生的教学研究生涯就此结束。
我眼泪汪汪地和他道别，他却半开玩笑地祝贺我拿到了学位，还叮嘱我以后一定要对他直呼大名，否则，他就得同等对待，也要称我为博士了。可是，我红着脸嗫嚅了半天，还是觉得叫Ｋ博士顺嘴。
以后很多年都没见到他，只不过每年互寄一张贺卡表示祝福。前几年，到他居住的城市开会，老头儿兴冲冲地来找我。猛一见面，看他连那剩下的几根头发都没了，虽然风度不减当年，可是本来挺得笔直的背开始弯曲，脸上也皱纹重重，不禁一阵心酸。不知道怎么回事，拥抱他的时候脱口喊出了他的名字。老头儿高兴地哈哈大笑说，20多年了，你总算学会了美国人的礼节！
